从“感性确定性”到“理性确定性”——“精神现象学”作为批评视域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及其“自身同一性”告诉我们，艺术批评的目的并非艺术的目的，批评之为批评，是基于批评主体的诉求和考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弃绝艺术本身。恰恰相反，正是通过“走向艺术”这一认识实践活动，有效地重构了批评主体。其既含有批评主体之真理性诉求，也无法回避对象之客观现实性的限制。因此，批评在此只考察本质的规定，并不考察非本质的规定。

　　从“意谓”到“知觉”：作为批评开端的“感性确定性”

　　在本质主义这一点上，黑格尔秉承了柏拉图。对于批评而言，其本质主义不仅针对的批评对象，更须诉诸于批评主体的考量。正是基于此，我们将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作为这一认识活动的开端。在黑格尔看来，“感性确定性的这种具体内容使得它立刻变得好像是最丰富的知识，甚至是一种无限丰富的知识”。但这一无限丰富的知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黑格尔认为，在这一确定性中，“作为认识的意识只是一个纯自我，或者说，在这种认识里，我只是一个纯粹的这一个，而对象也是一个纯粹的这一个”。二者之间的关联，“也只是直接的纯粹的关联：意识是自我，更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纯粹的这一个；个别的（自我）知道纯粹的这一个，或者个别的东西”。这一单纯的关联即“意谓”。此时，其“本质既不在对象里，也不在自我里，它所特有的直接性既不是对象的直接性，也不是自我的直接性。因为在双方面，自我意谓的都是一种非本质的东西，并且对象和自我都是共相，在共相里，我所意谓的这时、这里和这一个都是不能持久的，或者都不存在。”这就意味着，“感性确定性”的生成是一个纯粹的“意谓”过程。这一“意谓”过程中，既失却了主体，也消解了客体。或者说，既涵有主体，亦涵有客体。对于批评而言，这一“相遇”或关联成为批评活动的开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意谓”只是一个单纯的集合体或是一个“共相”，其不仅抽掉了事物（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事实上，事物的多样性不是从事物得来的，而是从我们（的知觉）得来的。这自然就致使其可能是单一体，也兴许是集合体。正是在这一直接的“感性确定性”的辩证运动中，感性的个别性消失了，而成为共性，但只是感觉的共性，即：感性的对象并不是与自身等同的共相，而是受其对立面的感染的共性。于是，“意谓”的阶段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知觉”。在此基础上，“为自己而存在和与他物有关联的一般地就构成它自己的本性与本质”。二者之间的运动过程便形成了“力”及其“交互作用”。而这一力与力的交互作用便形成了知性，并逐渐超越了“感性确定性”，走向了“理性确定性”。

　　从“知性”到“自身”：“理性确定性”与批评主体建构

　　按照黑格尔的界定，从“感性确定性”到“知性”是一个“意识”的过程。但是，黑格尔也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知性未免太满足于它的“解释”了，因为，“在解释中，也可以说，意识是在和它自己作直接的自我交谈，它只是欣赏它自己”。事实上，这个过程也是“意谓”、“知觉”逐渐消失的过程。而当认识对象与自身分割成两个世界的时候，“知性”也很难把握无限性及其真性质。这就要求我们，终须回到“自我意识”。

　　黑格尔说，“自我意识总是首先成为自为的，它还没有成为与一般意识的统一”。在他看来，“自在的就是意识。……意识同样又是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并且只是对于意识说来，对象的自在和对象为他物而存在才是同一的。……自我是自我本身与一个对方相对立，并且统摄着对方，这对方在自我看来同样只是它自身。”在这里，一方面自我与对象是同一的，另一方面自我又是统摄着对象。主体之为主体的主体性恰恰体现在这一统摄性上。对于艺术批评而言，并不是艺术家及其作品控制批评主体，相反，应是批评家来统摄艺术家及其作品。当然，前提是尽管二者之间是对立的，但本质上二者是同一的。

　　可见，批评主体及其主体性正是其自我意识的现实表征。黑格尔说：“到了自我意识于是我们现在就进入真理自家的王国了。”只有意识与其自身统一的时候，自我意识便是意识。而当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时候，便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是直接的感觉和知觉的对象，另一个就是意识自身，它之所以是一个真实的本质，首先就只在于有第一个对象和它对立。自我意识在这里被表明为一种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它和它的对象的对立被扬弃了，而它和它自身的等同性或统一性建立起来了”。

　　事实上，自我意识的根本在于其如何返回意识自身，从而赋予其应然的“生命”。正是在生命感知的基础上，才有了自我与欲望的自觉。他甚至断言：“自我意识就是欲望。”当然，意识的返回自身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理性确定性”的建构。因此，黑格尔亦言，“自我意识也是理性”。在这里，欲望与理性是同一的。正因如此，黑格尔尤为强调“观察的理性”。他认为，“理性，作为观察的意识，就是走向事物。”这意味着，批评固然要面对、进入对象，但关键是在走向、进入对象的过程中，如何将这一感性改变为概念，将其最终置于一个理性层面上展开论述和分析。因而“返回自身”才是“理性确定性”建构和批评主体及其意志之肯定的终极。

　　尽管艺术批评无法脱离艺术而存在，尽管批评主体无法回避其对象即艺术而得以建构，但对于艺术批评或者说对于批评这一意识行为或实践本身而言，其已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其已超越了艺术层面，毋宁说它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换言之，或许只有在哲学层面上，我们方有深度进入和超越这一实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