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名单里，中国艺术家有三位，谷文达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获奖作品是《联合国》系列之《我们都是幸运的动物》。《联合国》是他自1993年开始创作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一个系列作品，目前已经完成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是国画出身，他对水墨当代发展的探索也一直进行着。《新视觉》就这次获奖和一些当代水墨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2009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
 
新：您的“2009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作品展的作品是《联合国系列之我们是幸运的动物》，请问您的这件作品想要表达的观念是什么？
谷：这个主题是有点调侃和诙谐的，中国人不是老讲风水啊、幸运啊。因为生肖是动物，这些被十二生肖选中的动物都是幸运的动物，这是调侃的主题。这件作品是康奈尔大学美术馆2006年出钱，2007年完成并在那里展览的。《联合国》从1993年开始就一直在作，是一个系列，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我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大使，主题是用世界各地的人的头发做的作品，这件作品是第一件染色人发作品。《联合国》每一个下面的国家的分作品都是和当地文化、当地人的头发有关系，比如我到波兰，就用波兰人的头发、波兰的文化历史作为主题，到意大利是这样，到美国也是这样。这个在中国，我用生肖作为主题，这和中国文化是有关系的，这头发也是中国人的头发，那么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些幸运的动物，不是你属羊就是我属牛。联合国作品作了这么多国家了，我用了400万不同人种的头发，这才叫联合国。《联合国》分几个部分，有些分部作品中混合的头发也有，比如《全世界的国旗》就是用全世界人的头发混合在里面的。
 
新：您的《联合国》的作品全部完成了吗？
谷：没有完成，这个是on  going，就是说它是持续性的，从1993年开始就不断地在世界旅行，就像长征一样，这个作品到现在还在进行，哪一年结束，我也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开放性的结构。作品的观念根据世界的文化、政治、经济的格局情况的变化也在变化，简单的说，这件作品就是持续的，像一面镜子，反映了当下发生的事情。
 
新：您的《联合国》是为了说明您的大同理想，这和您在毛泽东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系吗？
谷：这倒没有。主要是因为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国家、多语言的集中的地方——纽约生存，这是一个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里的一个构思。如果我还在中国，可能会联系中国当下发生的主题，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定是反映你周围的环境的。我还在世界各地做作品，经常跑，像游牧一样的，这是政府和我的文化旅行，再加上80年代末开始的艺术潮流叫新国际主义，实际上是美国主义，把各种文化作一个全面的审视，才产生了一些文化身份的危机和文化身份的重建。美国是一个很混杂的国际大都市，什么都有，就像万花筒一样，所以纽约是一个世界多民族的缩影，
 
全球语言
 
新：《碑林——唐诗后著》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
谷：这个和《联合国》在某些主题方面是一样的，比方说在材料方面，《联合国》用的是人体材料，这是和多民族或者当下的后生物时代的工程科学研究有关系。《碑林——唐诗后著》的碑文实际上是一个翻译，它不是只有中国的文字，它是以中国的唐诗作为背景，然后把它翻译成英语，再从英语翻译成汉语，用的是意译和音译，这就变成一种误读和误解，这也和多元文化有关系。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场里面，有不同的文化互相在冲撞，互相在误解，也冲撞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碑林——唐诗后著》就是通过英文和中文的错综复杂的误解、翻译，最后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现在新的碑文。
 
新：徐冰的《地书》也是在表现全球文字间的关系。
谷：是的，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多元文化或文化间的误读、文化的交流，这主题是一样的，包括很多其他的不以文字为主题在国际主义这个范畴内的创作。主题有接近的地方，表达方式有不同的一面，我们是一代人，我们的经历比较接近，也是文革中成长的，也去了美国，
 
当代水墨
 
新：您以前是学国画的，并且也曾想重建水墨画，您以前的错字的书法是这方面的反叛吗？
谷：是，我是从水墨画出身的，从85年中国当代前卫艺术开始，从中国画系出来的人就很少，基本上是从油画系、雕塑系、设计系出来的，那么我这个是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少是这样的。我的新的当代的东西一直和中国的文化有关系，因为我是国画出来的。我明年还要办一个我的水墨艺术的回顾展，所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当代水墨将来会走到哪一步。
 
新：您对当代水墨的现况怎么看？
谷：这个很简单，就是说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个状态，不管是水墨、油画还是雕塑，还是装置，它们都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中，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具体地讲，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一个原始的资本积累阶段，它还没有成熟，这是现状。当代艺术的体制，从政府到民间，从老百姓的审美、欣赏能力、欣赏特点到当代美术的典藏系统都还在初级阶段，所以当代艺术只能在一个初级阶段。
 
新：您觉得当代水墨的发展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谷：当代水墨首先要解决的是身份问题，因为当代艺术是从西方的舶来品开始的，水墨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在我们崇洋媚外的时代，在这个对中国自己文化没有信心的时代里，在西方文化统摄的环境里面，中国当代水墨本身的发展扭曲了，它的身份没有确定，它被边缘化了，它不再是当代艺术的主流。我想做的是要重新确认中国当代水墨画应有的地位，它应该是主流里面的主流，因为任何一种当代艺术，它都必须和自己的文化本身有承传有嫁接，它不可能完全是舶来品。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民族的当代艺术必须和它自己的文化有关系，所以我感觉应该重新建立中国当代水墨画的主流地位。那么，这要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它在世界的经济文化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政治经济决定它的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