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收藏高峰：文革时期掀起的破四旧运动
“文革”时期，我们自己抛弃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四旧”、“立四新，老东西、旧东西一律视为封资修，被扫地出门。北京市当时遭到抄家的黄花梨家具都集中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国子监，屋里放不下了，就放在放院里。这一时期，好多遗留在国内的黄花梨家具都被没收，而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风吹雨淋，一年、两年都散架了，散架之后也褪了色了，有松了散了，国人就不再当宝贝似的，于是这个时候外国人又瞄准了这个机会，通过正当外贸途径向中国外贸机构订货，当时外国人是有多少黄花梨家具就收多少，于是中国的外贸机构到处把北京市文物局的那些破烂全敛走了，全卖钱了，创外汇了，这一时期外流到海外的黄花梨家具是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收藏高峰：为了“外汇”疯狂的出售黄花梨家具
“文革”结束之后，政府落实政策要发还抄家物资，随着一批批的东西回到了主人手中，也有好多人都不在要这些东西，或者是找不到主人的，这个时候外国人又瞄准了机会，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做中介的人士，俗称二道贩子、走私贩子，走私，或者是外国人收买中介人士，让这些中介人士在国内收购这些黄花梨家具，并付给他们外汇。造成这种现象当时中国的收藏家们还没兴起，想收藏的但是经济财力不够，即便当时有资金也禁不住外汇诱惑，当时，人人都争相要外汇，所以人们宁愿便宜出售给外国人也不想卖给中国人。因此中国的收藏家干看着着急，可望而不可及，
第五次收藏高峰：王世襄对于中国明式家具的推崇
九十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的收藏家们才有了相对宽松的资金和政策去收藏，但是这是已经晚了，因为经历前四次的收藏高峰，中国珍贵的黄花梨家具已经被外国人抢先收藏了。
掀起中国家具文化的王世襄是首屈一指的，是开拓者。在1985年前后，王世襄《明式家具》出版之后又掀起了一次收藏高潮，这次收藏高潮比每次都厉害，走私更厉害，搞中介的二道贩子买了王世襄的书，按图索骥，走私的都是精品。胡德生先生介绍说：“王世襄先生在政协会议上直流泪，哭了，我那个书没起好作用啊！给二道贩子做走私指南了”。
这前后其实也是中国黄花梨家具收藏的高峰，同时也是黄花梨家具的精品走私高峰期。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国的黄花梨家具收藏其实是外国人一次次的掀起来的，这也是现在市场上为什么黄花梨家具多是海外回流的原因。
为什么黄花梨家具会受到市场和藏家的追捧？
唤起我们中国家具文化，掀起中国家具文化的王世襄是首屈一指的，是开拓者。我们以后的后人包括我开始沿着老先生的步伐继续往前走，走到今天，我们家具尤其是黄花梨形成了空前的文化代表，胡德生先生现在认为体现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内涵最丰富首推嘉靖。同时他也认为家具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最丰富的物质载体。
胡德生先生说：“不管什么文化都要有一个附着体，都要有一个承载物，家具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最丰富的物质载体，后来我为了证明我这个理论，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传统家具与传统观念》，我列举了八个专题，我说在家具的造型、纹式以及我们使用习俗过程中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方面，比如说等级观念、伦理观念、审美观念、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俗，都能在家具上得到体现，因此我又说了两句话，我说家具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最丰富的物质载体，再换句话说，是中国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最丰富的物质载体，缺它别的门类哪个也不行，而且由于中国家具包含的文化非常丰富，因此引得更多的收藏家争相收藏”。
黄花梨家具收藏要有精品意识
何为精品意识？其实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对于黄花梨家具而言，文化内涵、艺术水平、木头材质是最重要的三方面。其中文化内涵和艺术水平是最重要的，外国人为什么喜欢收藏中国的黄花梨家具，是因为这代表着中国的文化。胡德生先生说：“黄花梨只是一个文化开启，得经过人为加工，得做出好东西来才有文化，才有艺术，载体没有文化，木头跟一块石头一样没文化，但是石头现在有石文化，现在有原始社会的石器文化，那个石器很简陋，就是这块石头跟那块石头一砸，这块石头两半了，有一个棱能削兽皮，能砍木头，能为人服务了，于是它就有了文化，木头也是这样，砍回来的木头没问题，没有必要炒作宣传，你得用它做点儿小东西才有艺术，因此我主张不光什么得做出好东西来，黄花梨也是这样，紫檀也是，粗制滥造俗不可耐的东西没有文化，不值得宣传。我们的黄花梨家具，现在明朝开始到现在有很多艺人做出不少优秀的东西，都是文化、艺术”。
老木新做的黄花梨家具前景如何？
老木新做黄花梨家具是顺应着当今社会的需求，特别是收藏家们的需求，一味的追随市场，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黄花梨家具创新，对此记者也采访了胡德生先生，他对雅昌艺术网的记者说道：“我们对家具的未来，我也有很多的看法，我说我们创造新家具要本着一条，继承传统而又不因循守旧，要创新，还有一句话跟这个矛盾，大胆创新而又不矫揉造作，得创得合理，得有传统，这两句话尽管矛盾，如果你把它结合好了，绝对是民族精华，结合不好就是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