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芳

 

 

十三厝当代艺术馆将于3月13日起荣幸呈现展览「不稳定的桥」。此次展览聚焦于沈文、沈远、沈也、沈之、黄言，这一艺术之家的三代成员的艺术实践。他们坚持自我表达，不受主流影响和界定的独特实践，使得这个家庭成为极具价值的当代个案，一个自成一体的微型艺术生态系统。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和领域耕耘，形成积极影响和推动。由他们亦可勾连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时代人文风貌。

 

以“不稳定的桥”为题，此次展览是一次“向死而在”（海德格尔）的尝试。此次展览是沈远、沈也、沈之、黄言对已故长辈沈文的追思与缅怀开启对话，回望各自生命与艺术的初心。以创作为反思，观照存在的本真与虚无，亦沉思艺术的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境况。

 

“桥”是对生命和存在的感悟。

 

柏格森说生命是延续生命的形式。如果在世只是为了传输，那么我们所继承和将给予的是什么呢？是血缘与基因、身份与地位、财富与知识、精神与气质？在这些给定的名词中选择，如同在不同的道路间选择。此次展览的艺术家则更愿意以“桥”来比喻他们对于生命和艺术的理解——直面在世至“无”。而这个由身处不同国家、不同艺术领域的独特个体组成的艺术之家，相比于亲缘或流派上的“共同体”，不啻一个艺术“共通体”（布朗肖），一座“不稳定的桥”。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动荡年代，沈文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挚诚，考入上海艺专油画系，成为第二批学员，师从刘海粟先生。回到福建出版社工作时，曾向本地力荐西方现代油画，梳理家乡的水墨绘画，撰写评论，出版画册，并诚邀刘海粟赴闽考察，与艺文工作者交流。他以建设家乡、服务大众的使命感，积极投入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无论是时代困境、经济拮据，甚至晚年体弱，都没有动摇他对于艺术和理想的坚持和热爱。但他始终觉得艺术家就应该手执画笔，对于子女无一人从事绘画颇感遗憾。沈远与沈也因父亲而走上艺术道路，却在际遇之中开启绘画以外的艺术实践，不妥协于主流与家庭；他们鼓励与支持各自的子女黄言与沈之延续这一探索，保持质疑与反思的精神，寻找着生命和艺术的可能。

 

沈远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前卫艺术运动中初试锋芒后，离开故乡福州移居巴黎，她在身份、语言、性别、贫困、生态等世界性议题上开展工作，以艺术实践支援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位具有全球视野与国际影响力的女性艺术家。

 

同样作为八十年代艺术新潮中崭露头角的艺术家，沈也生活工作于福州与上海。他站在艺术与“反艺术”的交界处，以主体实践观照生命权利与政治伦理。他坚持异质性语言，在影像、雕塑、装置、行为等媒介上的多元实验，结合广泛介入特定场域所形成的经验，成为其艺术生命力的来源与储备，并始终活跃于当代艺术现场。

 

从意大利学成归国后，沈之开始观念艺术探索，他结合程序算法与3D打印，在科技与人、算法与生成、图像与现实之间逐渐溶解的边界上，构筑自己的试验场。

 

生活于巴黎，兼顾设计与艺术疗愈的黄言，不为自己的热爱设立边界。她关注知觉与情感，视觉只是通达精神与灵魂的一种途径，而非唯一方式。回到生活中观察自己的内心，她将等待，并继续提问。

 

此次展览亦重提这个家庭内对于“何为艺术”的未尽讨论，在历史和个体的脉络中，与大众共同观看、发问和思考，并如艺术家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解答。沈远、沈也、沈之、黄言于此次展览呈现的作品均为全新的委任创作，在十三厝这一由古厝家宅改造而来，仍保留着回廊式格局与隔间式形态的展厅不同空间内，生发出情境装置与综合媒材作品，共同构成一个充满生命记忆和微观体察的无定形艺术（Art Informel）展。展览结合诸多家庭影像资料、口述记录、文献档案、生活物件、手稿旧作等布展呈现。

 

虽然展览是一次共同的呈现，但每位艺术家所身处和针对的情境与反思各不相同。这也延续了这个艺术之家一贯的风格，“传承不传承”（沈之）。而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上，他们以自己为对标，不断突破、变化、跨越。艺术对于他们不是身份标签或展览作品，而是让他们看见自己，超越自己，又回到自己。

 

“稳定”是被现代性所挟持的存有论和生机论困境，亦是展览艺术家通过创作所针对的规训与同化。

 

当世界日益呈现为“预先被给予”（Vorgegebenheit）的意义视阈，一个巨大的自动化技术装置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海德格尔借“存在的遗忘”所提醒的生命可能性的遗忘。在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分析中，斯蒂格勒注意到，可能性不是被消失了，而是被遗忘了。记忆这个“保存一切技术的技术”，正是我们被剥夺的最重要的技术。康德所谓的“先天观念综合”已经失去了反思判断的基础，感性的无产阶级化使得现在心灵越来越难以抵御心智霸权。

 

此次展览诸位艺术家因回忆而感触、将感悟转化为创作、以创作慰藉反思，是“思”与“想”的相互关照。在消费社会和文化集权引发的艺术的专业化和产业化过程中，艺术的“灵韵”（本雅明）消失了，却为了价值被“神秘化”。艺术家希望在他们的创作中真实的呈现生命经历，向我们指示那不可见，却束缚着我们的边界。

 

权利与异化/受控的幻觉

 

在沈也的记忆中，生长于上海的母亲“曾有一种六七十年代上海女人特有的生活态度——生活是一种休闲”（沈也）。但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她既失去了在生活中保有兴趣爱好的条件，也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拮据之中，父母偶尔会养一小缸金鱼。虽然金鱼的品种和养鱼的条件都很“朴素”，但能于彼时坚持自己所爱，在他看来已经是很先锋的活法了。一个小水缸中，几只游来游去的鱼形成了少年对自由的懵懂印象。他观察到此次展览的古厝展厅中，位于二楼一处仿如鱼缸的狭窄阁楼空间，并用3D扫描翻模的方式制作了一只巨大的白色金鱼置于其中，隐喻时代与社会即是生命的容器，也挤压着生存的空间，取名《受控的幻觉》。

 

此次展览的构思创作延续了他惯有的敏锐且独特的视角，聚焦景观社会和日常生活批判，反思生命异化。《93盏灯》恰似一座以光构成的“不稳定的桥”。以93盏灯纪念父亲93年的生命历程，散落分布于展览所有展厅，从开幕之日起每日熄灭一盏。在反向的时间中，发现“灵魂在肉体中遗忘”（柏拉图）的精神容器。

 

父亲最爱家乡的竹子与芭蕉，工作之余曾在单位宿舍大院内种植了许多。因为城市改建，现在已经几乎被挖除抛弃。他在最后时刻保留移植了一两棵，种在工作室。生活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看似普通，但表象下的权利暗涌与精神规训，则需要一双敏锐的心灵之眼。当年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者们所倡导的“日常生活革命”似乎越来越渺茫，我们能做的除了看见、记住，还有什么？他用煤翻模制作了《煤竹》种于展览现场，也是对当下创作与展览、价值与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反思。

 

 

身份与媒介/陌生的灵魂

 

就沈之而言，对爷爷的回忆引发的则是身份生成的思考。“我们生而为人，因无数隐形的支撑而站立，文化、宗教、基因、家族、甚至碳基等等，都是‘我们为什么是人’，以及‘我们是什么人’的立场支撑。（沈之）”但支撑越多越稳固吗？从小便离开出生地的他，因筹备此次展览，在福州逗留了半年之久。他将这段经历融入作品《“根”权限》中：一棵离开土壤悬置于空中的榕树，根部被束缚于植入了个人证件号码、社交账号、银行卡等身份数据的石块上；而作为福州市树，其独特的、后天形成的气根则被单独培养。他以此隐喻对苏格拉底“非处”（atopos）的感受，“我可以居于此处但‘没有属于我的地方’，同时所有我在的地方都是‘我的地方’”。

 

“根”继续生长，绕过大地，成为此次展览另一件名为《反向互补》的作品。它以沈文先生的拐杖为原型，采集家庭DNA数据，提取其螺旋形状，变异为扶手。扶手部分支撑断裂缺失，使得作品形似一座“不稳定的桥”。而于古厝展场内，这件作品犹如一个隐身的异形。反向之中，它为《“根”权限》补充的是什么呢？中学时期，他曾经沉溺于破解手机系统。获取安卓系统中超级管理员所拥有的最高用户权限“root（根）”的方式，并不是控制，而是绕过。从此，他获得了一种新的策略。在互联网时代成长、受国际化和学术体系形塑、熟练使用科技媒介和算法程序的新生代艺术家，他所期待的或许并非稳固，而是自由与独立。而获取自由的方式并非一种，他将继续补充更多可能。他的经历也从侧面反应了虚拟现实代替实在世界的压倒性趋势，技术即是毒药亦是解药（斯蒂格勒），也将成为我们得以重写自身，完成集体个体化的器官学实践。

 

在结合控制论与人类学理论的主体考古中，他将自己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中，古代文明、地方风土、生物链等皆被纳入影响其身份生成的变量。海德格尔曾预感，“一股强大的形而上力量正于这个时代将地球演变成一个巨型的超级控制论机器（cybernetic machine）”，并反复引用特拉克尔《灵魂的春天》一诗，“灵魂是在地球上的一个陌生人”。在另一组关联的作品《名字》&《礼物》中，沈之搜集爷爷笔墨，通过算法组合成自己的“沈之”。爷爷取的这个名字，一个被激光雕刻在铝板形塑的卷轴上；一个用糖翻模倒置在形似周朝礼器的鼎状蚁巢中，被蚂蚁啃噬。他借艺术审视自身，而艺术也成为他生成自身的媒介。这是他的生活，亦是他的生活方式。陌生，却自由。

 

记忆与感知/未问的问题

 

沈远根据记忆制作了两把椅子：一把用树枝钉成的椅子，一把用竹条和皮宣黏连的轮椅。前一把来自儿时一段“梦一般美好的回忆（沈远）”：彼时全家下放到农村，农民出生的父亲回到熟悉的环境极为开心，兴奋间用带着新鲜树皮的枝干钉了一屋子的家具。甫一完成，他便迫不及待地向女儿展示他的劳动成果，却没想到这些家具徒有外形，一坐即塌。二人在简陋的新家中笑了一下午。后一把则是仿制父亲年迈之后坐的轮椅。即使身体孱弱，他仍每天坚持练字画画，但因无法平稳执笔，因此作废了不少宣纸，皆被他揉成团丢弃。如今父亲已故去两年，想到他仍不禁感叹其视艺术为毕生追求的执着与热诚。她把这些保留的废稿重新托裱，与父亲最爱的竹子一起，重制了一把轮椅。

 

两把椅子都不可坐，因此取名《致父亲：无用之用》，也是她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无用，却重要。这两把椅子也构成了一座“不稳定的桥”，跨越了她四十余年的艺术生涯。她经历过中国当代艺术的风起云涌、跨文化的争锋对峙，却始终以极强主体意识对抗“受控的幻觉”。通过创作凝视私人生活，那些隐藏在时间碎片中，生命与物质、时间与记忆的博弈所遗留的痕迹，带给她感悟和思考。这些“内在经验”是她所寻找的外在的身份标签之外，更为个体与本源的存在维度。

 

黄言则以另外一种“无用”的方式表达生命的关怀。她生长于异国他乡，和外公见面相处机会并不多。加之语言与文化的隔阂，交流有限。借此次展览，她将想问外公却没有问出口的问题绣在纱布上。绣亦是修，她用身体的劳作与消耗弥补记忆与情感的缺失，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并调动内在能量，凝聚真实与纯粹的表达。这些问题被装订在相框中，有一些洒落在外，代表着缺失的回忆。

 

沈远和黄言的创作是生命与记忆的备忘录，如杜尚与自己博弈。杜尚曾以《泉》挑战艺术权威，戏讽形式与观念的固化，但他最喜欢的却是与自己下象棋，以及他的生活。当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反思现代生产条件下的生活不过是“景观的巨大堆积”时，当代艺术亦是如此。尼采说：“去存在，我唯一能表达的就是去活着”，若反其道思考，当艺术着眼于生活的本真时，它也得以借此回到其本质状态——无功利的生命感知（康德）。

 

“不”代表着反叛和抵抗。

 

死是对生命最大的否定，而生亦然。“为何存在于此”是一个无解的秘密，但并非“存在即合理”。此次展览的艺术家尤以自由精神著称，他们坚持自我表达，屏蔽主流影响和界定的独特实践，奠定了此次展览基调。反叛为何？或许他们针对的不仅是现实，而是，存在的虚无。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曾说过：“从西方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当代艺术是新一轮对艺术概念的重新界定，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艺术品种，不是可以和中国水墨画、油画、版画之类平列的概念，它是一种立场，是一种文化态度，是包含价值系统重建的姿态，即不管你是从事哪种门类的艺术创作，作为一个艺术家，你都要关注当代人的心灵和心理状态，关注艺术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感觉，这是我所说的人文精神。”

 

当艺术家已经义无反顾地转向存在与本质的探索，大众对于当代艺术的认知仍囿于形式与媒材。借此次展览，亦是重新反思当代人文现状。有趣的巧合是，二十多年前，沈远曾借用形如此次展览古厝建筑的民居形态，创作了一件作品，与此次展览形成了微妙的时空呼应。这件2000年时创作的作品名为《一个世界的早晨》，艺术家“我的作品常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它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对我起过作用，在今天的某个机会我将它重现，在一个被更换的背景下，我以此隐喻一句我想说的话，并希望它重新对他人起作用。我成为一个创作者而不再是观看者。”如今在另一个由古厝改造而成的当代艺术空间中，她与家人共同呈现的这场展览，将继续传递艺术能量，期待更多激发与想象。

 

十三厝当代艺术馆场馆原为文保建筑，这座古厝家宅在历史上接续着近代文脉，族人激励共勉、探索开放，精英辈出。此番以展览为邀请，让一个艺术之家的回归重聚，亦为对机构未来的期许。以艺术为同源，融汇各界人士与多元文化，形成一个更大的艺术之家与精神力场，延连闽地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