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艺术家是女性，她往往就会被称为“女艺术家”，而这种情形从未发生在男性身上。今以“华若桃李”为题的女艺术家作品展，势必敦促我们回眸“女性”学术史的若干节点。

 

被誉为“新知识分子”的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第一章“柏拉图的洞穴”中，引用了黛安·阿勃斯曾经写下的句子：“我总认为摄影是一件下流的事——那也正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之一，我第一次拍照时，觉得自己堕落了”，一语道明了艺术与大众之间迷雾四溢的距离。无论这句话是否具有反讽意味，它都能表明：艺术家的探索，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道德伦理”的认同。而浑身沾满社会史的“道德伦理”，被人类演绎得淋漓尽致，其中持续最为长久、最具感性的话题，或许就是“女性”。这一话题促长的文明形态虽然今非昔比，它却又时不时会在世界的某个时空或某个角落里，隐隐作痛。

 

有人曾把女性喻为“半边天”。这种彬彬有礼又暗有所指的口号背后，实则是一部严肃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如今看来，女性的重要，无须论证。而女性自身作为人类延续的必要条件之外，其“伟大”品质，却容易遭到看似客观的反驳。艺术家、科学家中的女性比例不及男性。但对这个现象的阐释，如果没有社会学和人类学专家的参与，就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她进而说道：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这道出了女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复杂情境。

 

以女权意识作为背景的理性分析，让人们从波伏娃的著作中找到了女性价值的实现路径。不过柏拉图在其普适性的“洞穴之喻”中指出，艺术家无论以怎样的形式，若要揭示真理，都是困难重重的。然而如今社会情境的改变，使得现代艺术话语体系巧妙地回避了对所谓真理的追逐。我们都是艺术世界的王者，而且这个王者没有性别。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波伏娃的“厨房”痛点。

 

“华若桃李”艺术展的诞生，来自于两个要素的恰逢其时。一方面，女性的表达空间得到了空前扩展；另一方面，艺术家性别意识的主动淡化。然而，如今为何仍要以女性作为策展视角？实质上，女艺术家的集合，并非暗示一个“对立面”，也非类比一个尖锐的呐喊，而是一种泰然自若的对话，有如闺蜜聚会的坦然和欣喜，别无其他所谓“坚硬的力量”，更与20世纪国中八九十年代艺术史中暗自发狠的“女性”主题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本次女艺术家作品展，呈现出镇定、豁达、个性、自洽的品质，而回避了或激烈、或压抑的“有意为之”。

 

曾经深受柏拉图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对待艺术的态度和理论上，则与前者殊途。与柏拉图把艺术放置在道德教育规范中进行考量不同的是，尼采充分赞赏了酒神精神的非理性价值，肯定生命的痛苦和喜悦，肯定人的主体体验。这一思想，为艺术家打开了洞穴的壁窗，无论他们是男，还是女。

 

我们相信，艺术家应该会认同苏珊·桑塔格的看法：认识世界是从拒绝它的表象开始的。没错，投射在柏拉图洞穴墙壁上的怪影不可能迷惑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并非只善于描摹所见，更倾力于以心灵体验去感悟真知。

 

女艺术家，是艺术家而已。

 

华若桃李，绽放吧，艺术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