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同这样一个理念：
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
当代艺术（在当今中国的特殊阶段，它包含了现代型、准当代型和当代型）是“文化立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故而，在当下来建构它，正其时也！
鲁迅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就十分明智地指出：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拥有跨文化的国际性视野（国际性），但又决不限于模仿或照搬，更恶劣的是抄袭！在这里，比较可取的是观念的共生与“转换性的创造”，即是要“吃透西方，以兼容并包的心态创造自己”。
“内之仍费失固有之血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立足本土，“吃透东方”、坚持“根性生长”（本土性）。“血脉”即是文脉的精髓、文化的精神（自然不是浅表性的符号，以及笔、墨、纸、砚等等。
上述两个方面：“外”与“内”体现在每一个个体艺术家的身上，必须是同时兼顾并具备之，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以只顾“外”而不顾“内”，或只顾“内”而不顾“外”。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如是，始有可能做到：“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由此可见，“取今”（国际性）与“复古”（本土性或曰中国性）都还只是手段或途径，真正的目标是——“别立新宗”！这才是“文化立国”体现在艺术领域内的真正意义所在。
“别立新宗”，我们今天做到了吗？估计，目前尚无人敢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不禁就要去问了：因何而不能？
这个问题十分严峻，值得每一个有志于此的人去做认真、彻底的反省。
我个人经过一番认真、彻底的反省以后，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主义”、“西方主义”、“中西结合或融汇”的“第四思路”，即：“中国版本——文脉当代之超写意”。明确指出：这个“新宗”就是“超写意”。为此，我调整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边缘视线”的策展思路，开始了“文脉当代之超写意”（或称“中国版本”）的策展实践。从深圳到上海，又从北京到南京，一回又一回地坚持了下来。眼前这个展览上的多位艺术家（顾黎明、蔡广斌、张方白、吴震寰、葛震等）都曾出现在我策划的展览上。周长江、管策、黄渊清、张正民、封加樑等，也是我长期以来所关注的艺术家。唯夏福宁、于幸泽，是我新近才关注到的。
深度书写”与我近二十年来所坚持的策展思路可谓是“一脉相承、心气相投”。策划人邀请我来任学术主持，我深感荣幸，便欣然从命。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
中华文明中的“书写”传统可远追到新石器时代，正所谓源远流长。如何将“书写”传统转换到当代语境中，进行“深度”改造、转化和利用？在当代艺术的实践里，已不乏其人。这次，出现在“深度书写”展上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佼佼者，也是实力派。尽管如此，它仍然具有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文化意义。
该展览的一个亮点是：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分类（油画、水墨画），呈现为“文化个性”上的互补和互融。而在“文化个性”的旗帜下，展示出了各自异彩纷呈的个性。
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我们仍在路上。而前方的路，就在脚下。
学术支持：陈孝信
2021.11.11，于草履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