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的精神世界和宇宙观

中国美学的精神世界和宇宙观即“人化的自然”。它所传达的“世界”，既关联宇宙自然，又是崇高的人格化身。人与自然同化，人成为自然的魂灵，境象则成为人的心灵的外化。正所谓:“山由我出，我由山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清·石涛语)画家寄情于景，展示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国美学在以客观物象作为审美对象时，极少将“景”作为纯客观的对象看待，而是视为充满生命感的对象化存在。“宇宙生命感”，就是指在中国美学思想中普遍存在着对于自然境象所感受到的生命和性灵，它们是流行化育的，是吸纳了宇宙万物的创造伟力的。正如方东美所指出的:“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行，以其真机充满了万物之属。”
 
空

“空灵”的“空”：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什么都不存在。是一种达到“忘我”的精神状态，以及平淡而恬静的心境。因而“空灵”的最终根源，是庄子人生哲学中忘我、与世无争、素朴的人生理想，在绘画作品中的表现是追求一种宁静、淡薄、没有一点点的焦虑和不安。然而，这种“空”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心态，它是一种道的体悟。由于“无、朴、空、简”便是“道”，所以才有万物的奇妙之处。在古代美学中“空灵”也有更多的理论论述，司空图曰：“浓尽必枯，浅者屡深”(司空图.《诗品·绮丽》)；苏轼认为:“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苏轼.《东坡题跋》卷二，《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101。)“外枯”是指外形的简约、空虚；“中膏”是指内部生命力的强大，所以并不是毫无生气；刘克庄曾提到:“若近而远，若淡而深”(刘克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转》第二十六回总批)。 在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万事万物都不是完整的，具有有限性。只有万物天人合一才能是无限的、永恒的。“道”的意境理论为后人的绘画思想也起到一定的影响。
 
在我国唐末五代，尤其是在宋代，禅宗的艺术走向了成熟后，在很多领域都涉及了禅宗的美学和伦理原则。它对绘画的“尚简”思想产生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禅宗具典型的一些特征比如简洁、自然、精美等。
 
简洁指的是指“无奇巧之处，无零碎之感”；这种美是不能在精心绘制、法度严谨的复杂画图中找到的。自然指的是，画家善于摆脱造作的影响而保存自我。在禅宗思想中他们对自然的无目的、超脱自然界，并与大自然保持平行的心理状态。画论中“逸”的特征脱颖而出。“逸”即是简约率真通达潇洒，是一种脱离世俗的自由行为。
 
象

西方文论由象入理，中国是以象解理。二者均以“象”入论，展开对世界的认识或把握。中国的传统的言、象、意的概念虽然不是在西方哲学的二元关系上形成的，但在传统哲学或诗学理论中，“象”概念同时兼具备形上与形下的二重含义。从形上层面看，象是居于形上的本原之“象”，是无形无迹抽象之理或意。同时“象”本身则有具体可见的特征，与具体可见的境象、意象和语象相关联而显现出形下特点。正是由于“象”的这种双重含义，它才能从哲学的抽象层面又能够从艺术具象层面将中西文论加以贯通。
 
王昌龄在《诗格》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他比较广泛地涉及到诗歌之“象”这一问题。他论道：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似，乃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