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2017年3月12日起，藝術門将荣幸呈现群展《重写的平面》，不仅探讨“重写”这个在过去痕迹上创造新记号的动作，更强调其自我更新的过程。展览将带来八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以书写、重写和拭除等隐喻的方式，来展开各自的艺术语言。通过重写的语境，观者将面对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所经历的沉思、反思与蜕变，以及在生活中不去预设任何终极性目标的态度。

   重写是个漫长且连续的过程，也可视为个人对于物质性世界的紧迫回应，其急迫性源自于具体生命的短暂，而重写则被视为艺术家们与于有限时间的对话。这个过程所历经的每个当下时刻，则同时是未定形的、深刻自省的和激发行动的，可以说，在此，个体的重写被还原为一个个模糊和决定性的时刻。艺术家是重写的平面的承担者，将这些散落的时刻重新聚集，而其所汇合的力量在有限性和流变之中成为一种稳定的平面，在漫无目的和混沌中支撑着一种秩序。

   黄渊清（生于1963年）作画的灵感起源自书写，且中国书法深深融入黄渊清的艺术实践中。浏览他画布上线条的轨迹，犹如撰写中国的象形文字，扭曲、转向、标记或完成都是受到传统文人画的启发，由于绘画和书写共享相同的起源，观众们不得不思索这些无法辨识的涂鸦到底是文字还是图像。对黄渊清来说，绘画似乎没有完成的一天：借由不断在他旧的绘画上重新抹去或“涂写”，艺术家维持着自我更新和不断转变的状态。

   回首马可鲁（生于1954年）过去至近期的风景绘画，观者可以发现他艺术转变的轨迹。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无名画会的成员，马可鲁是少数利用印象派风格绘画的中国先驱艺术家之一。光和色彩的描绘在他早期的风景系列中是最为显著的；1998年至2000年期间，马可鲁开始了另一名为《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的系列，跟他七十年代充满表现力的笔触的风景画相比，更为理性和客观。 2006年，马可鲁以不同尺寸重新创作他的威廉斯堡系列，来缅怀这个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此地这几年已从废弃的仓库与工厂区跃身成为前卫又时尚的艺术天地，充斥着画廊、咖啡馆和艺术家工作室。借由再次画起熟悉但却难以辨认的社区，马可鲁再访了逝去的荒凉风景。

   根据中国古代哲学，山水画应该经由心灵，而不是双眼来欣赏。苏新平（生于1960年）依此理念创造既非写实也非寓言的景观，而是以记忆中的图像或影子来描绘此灰色调的“心象风景”。苏新平的创作阐述了一段关于个人与群体历史的复杂关系，尤其隐涉中国都市景观沧海桑田之下所隐藏的创伤、支离破碎的时刻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艺术家借由个人回忆来塑造风景绘画，试图在历史洪流前改写自己的故事。

   观者应该从何了解一幅既不试图叙事，也不是纯抽象，而是“抽象叙事”的绘画呢？对谭平（生于1960年）来说，他绘画中的圆圈不再是个简单的形状，而是个苦痛的载体。其回朔于艺术家在医院亲眼看到从父亲体内抽取出来的癌细胞，也逐渐成为他个人的标记。谭平以细胞作为他的灵感，专注于其“扩散”和“延伸”的自由状态，好比于无意识地书写，但艺术家同时却有意识地将这些动作转换成具有结构的图像。

   准确和理性构图是陶轶（生于1978年）绘画的共通性。延续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和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两大师的理念，陶轶喜好几何中的绝对顺序，因其在这个无常和混乱宇宙中仍能保持真理。然而，艺术家在完美的几何构图上添加的几条扭曲黑线，似乎暗示着世界中的“不完美”，因为完美并不真正存在。陶轶绘画中的稳重画面从视觉美学主义上来说，也达到了一种崇高的境界。

   时间的短暂突显了生命本质的深刻：物质会消逝，生命会凋零，但文化将久存。在张健君（生于1955年）的行为艺术中，他“重写”了《千字文》—一部古老的中国诗歌和中华文化的象征。书写的初衷也从个人实践转变为公共行为艺术；诗词也以在古代文本中不存在的标点符号和现代书法来“临摹”。张健君的行为装置也暗示着面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全球化世界下时间的流逝。

   乍看之下，周洋明（生于1971年）绘画里的线条可以描述为同质性的重复，但只有异质性的变化才能捕捉到他作品的精神。尽管他重复的线条一笔一划地挨着彼此，仔细观赏每条细线，观者们能感受到艺术家下笔时的呼吸、情绪和状态。通过重复画线的冥想修行，这行为同时纪录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数千条整齐排列的线条也成为他的记忆圣殿。
在朱金石（生于1954年）的作品中，绘画和装置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交织，他将绘画的特质重新表现在他的“绘画装置”中。与其在画布表面创作，他在两张空白画布中夹着厚重的颜料，若隐若现的色彩形体更是挑起了观众的好奇心，质疑绘画与装置的边界，以及绘画的可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