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林
把萨特的话和虞村的画放在一起，是对的，因为他们都很有存在感，何况人生的存在本来就是荒唐而又荒诞的。说他是涂鸦，对极，不过是极有意味、极有品质、极有技法的塗鸦。他总能在一本正经的人物中，画出或故作正经、或假装正经或者是不太正经的画，这是对真象与真相的透视。虞村很关注历史与现实，而历史之于观者，自有另类而不同寻常的真实性，与教科书所言大有区别。而现实之于个人，则总是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笑，并且更让人无限悲悯。
在中国画界，唯两个人有绘出讽喻人物画的天资与才华。一个是英年早逝的朱新建，他很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水墨线条画出当代都市女郎的独一无二的形态，那种情色味、别扭劲和挑逗感 ，都无与伦比，可惜已成为绝唱。另一个艺术家就是虞村，对于丑感可以产生的绘画性虞村可谓与身俱来，深谙美和丑并非二元对立，丑乖之乖无处不在，不乏其人，只不过画者眼底无珠，视而不见而已。在丑而不陋、丑而不恶的感觉中虞村同样可以画出特别有意味的快感，并将丑形中深埋的痛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说他是逆向的新表现主义，毫不愧色。他的作品自会在让我们好笑、嬉戏、幽默与调侃的感受中深有体悟，不无反省。这是虞村绘画的本事，非他莫属，具有唯一性，学恐怕是学不来的。如果再读一读本文所引萨特的话，你就明白了。
附萨特之言说一一
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本质性的。我揭示了田野或海洋的这一面貌，或者这一脸部表情，如果我把他们固定在画布上或文字里，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凑，在原先没有秩序的地方引进秩序，并把精神的统一性强加给事物的多样性，于是我就意识到自己产生了它们，就是说我感到自己对于我的创造物而言是本质性的。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就把握不住被创造的对象：我们不可能同时既揭示又生产。对于创造活动而言，创造物就论于非本质的地位了。首先，即便被创造的对象在别人看来已经定型了，对于我们自己它总是处于未决状态：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这条线，这块颜色，这个词；因此它永远不能强使我们接受它。有个学画的人问他的老师：“我什么时候才能认为我的画已经完工了？”老师回答说：“什么时候你可以用惊讶的目光看你自己的画，并且对自己说：‘难道这是我画出来的！’这时候才算完工。”
——〔法国〕让·萨特《为什么写作》(1947)，引自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页
2022.10.20
（著名批评家、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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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