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禁令我想到1958年上写生课上的一幕：当时董先生正在给我看画，我以点彩的办法去画一盆花，他建议我去看看修拉和西涅克的作品，正说得高兴，我看到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以为自己为必须教训所有人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学生，气冲冲地走到董先生面前，“董先生，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董先生被叫到教室门口，“董先生，你这是怎么回事？！袁运生至今拒不改造，你还指点他去看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那气氛好像教训一位不可言喻的惯犯。董先生只是一言不发，后来他解释这种哲学说：不说话，不写大字报，不做一切反应可能是最相宜的，一发则不可收拾。我想在这种最没有尊严的环境里，唯一保留自尊的办法，也许只有沉默。1962年，说话简直不必防范，上过附中的同学在会上指着团支部书记的鼻子，责问1957年当时你为什么要布置我们写那些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并非我们自己想写的。
这时我们工作室的五名毕业生常聚会在董先生家里，谈艺术，系统欣赏董先生几十年来的所有作品。每当这些日子便是我们的节日。每次到先生家中都会有两个食盒已经放在桌上，一只装着糖果，另一只是饼干或茶食。董先生总是先出来见个面而随后借故走出去半小时左右，好让我们放肆动手，回来后再谈艺术。那时节，学生们胃里太空，和老师一边谈话，吃糖的样子一定不雅。
这是董先生刚带回大批的西藏第二次写生回来不久，这是一批非常吸引人的精彩作品，可谈的正多着呢，那最美好的日子属于政治家还在忏悔于过去的错误，尚没有时间反击，艺术家虽有前车之鉴，却还没有领略过文化革命这种大世面，大有早春气息。真是野草吹又生。希望在夹缝之中禁不住又悄悄地萌发出来。“你喜欢塞尚吗？”有一天董先生突然问我，听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眼中放光，亮亮地注视着我，感慨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和他有一个距离，使我不能很深地理解他！”我想说，可能是性情的关系，但没有接下这个话茬。回想我曾听到吴冠中先生讲，在杭州艺专时期，董先生曾经为色彩方面受到林风眠先生的指评，独自到孤山上痛哭的往事，当时我不接话茬可能是对的，先生严于责己的精神实在是他的重要本色。那次我还对于美术教育中所谓基本功的概念发挥了一通议论，我表示反对强使大家接受统一的，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基本功概念。我说，所谓基本功是为了给学生以后的创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应当尽可能地扩充基本功所含有的内容，现代的艺术教育应当提供从古典主义直到毕加索之间的所有选择。这种论调在当时显然是太出格了，但出乎我的意料，董先生显得特别严肃地一板一眼地说：“我同意袁运生的这个意见。”从这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到我们之间好久以来的亲近感觉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只是他从来没有这般地无顾忌而已。
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是有一天我们一同欣赏他多年来作品时发生的。差不多所有的画都看过了，过去和现在，变化真大啊，大家都深深地沉思了。董先生指着自己1942年的一幅《苗女赶场》油画说：“本来，我自己心中所最属意的是这一条路子。”正如他常说的，那是笔笔负责、恣意而自由的绘画。我的内心不禁为之一震！我回味他这条肯定自我的迂回的曲线，暗自下定决心：寸步不让，我将寸步不让地走自己的路。
董希文 《苗女赶场》布面油画 72x100cm 1942年
董先生的心思全用在绘画里了，全副精神，全副精力，你看他作画的表情便是那样。他的眼神，那着笔的手的挥动都是刻骨铭心的，这是一种心性的表现，无论是藏族喇嘛的早年白描写生，还是《红军过草地》中大笔衣着的描写，或者再次西藏写生的那些豪放的饱满的笔触，他都是率性而作，这里面留定他的精神。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手把钢刀，直戳印章，毫无犹疑（他只有这么大的力气了）坚持他作画的主张，要一笔笔划下去！一笔负千年重任，不遗余力。不在修改之中求生存，要直对画面，要尽情，尊崇画面如面对历史。他的骨灰盒上用了最后一块自己刻的名章，是这段日子钻研汉印，熟读碑铭最后的心得。坚实、肯定、一去不复的刀痕，有情有致的笔划，这坚忍的情愫，活生生骨出了自己的性情。他是以悲壮的情怀与艺术告别，与自己的生命告别的！
董希文 《大渡河泸定铁索桥》 木板油画 40x53cm 1955年
董希文 《旺藏寺前的白龙江》 纸本水粉 31.5×44cm 1955年
董希文 《毛儿盖盛会》 纸本水粉 29x37cm 1955年
董希文 《村姑》 木板油画 53x40cm 19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