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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区，杜鹃鸟下的蛋
时间：2016年09月23日 作者：李少威 来源：南风窗
一个爱思考的人，在感觉精神枯燥的时候，不妨去所在城市的艺术区转一转，或有所得。如果出来后还是一无所获，至少可以形成对艺术区的批评意见。
这就是艺术区难逃的宿命：在开始阶段，它名副其实，是社会审美和思想动态的标杆；慢慢地它被鸠占鹊巢，成了反思艺术与商业的关系的标本。
7月底去北京798，本意当然是去找艺术家，但找到的只有艺术品经纪人，想感受艺术，但感受到的主要是价格。艺术家已经出局，有的已经离开，有的转移到了租金稍低的周边。
国内许多城市的艺术区，都面临相同的命运：物理层面依旧存在，精神层面早已虚无。
艺术区素描
7月中旬，我在宋庄见到了艺术家老吴（姑隐其名），统计数字说宋庄有5000多名艺术家，但老吴在此生活多年，他认为应该有好几万名。
对主流社会而言，这是神秘的。由于对平庸生活的过敏，艺术家一般被认作是不合群的人，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些人却自觉聚集起来，在各大城市边缘地带形成了一个个艺术区，以群居的形态存在着。
一大批独立、敏感、有表现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另类”，扎堆一处形成一个精神共同体（表面如此），这是怎样的一种氛围？正是这种神秘感，调动了社会大众的窥视欲，这是798这样的艺术区游客如织的心理条件。
是游客，而不是自觉寻求艺术滋养的求知者，至少大部分不是。人们去798和去南锣鼓巷，在心理诉求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游客需要的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启发，而是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比如在798，各个入口处写着“798”的招牌下是人们争相留影的“圣地”。
很多艺术区，其实已经变成“艺术区遗址”，但它们依然是城市里“逼格”最高的地方，人们仍然将其作为自豪感来源之一。
今年1月到上海，当地朋友推荐我去田子坊，到了之后发现，餐厅、咖啡馆和工艺品商店是其中的主角，这里最适合用餐和谈恋爱。田子坊也曾是艺术家自发聚集形成的艺术区，起始于1998年画家陈逸飞在此租用闲置厂房建立工作室。
不管怎样，商业对艺术这一旗号的需要，本身不是坏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社会审美能力和物质承受能力的提高。在798的一家画廊，一名艺术品经纪人告诉我，因为供应充足，艺术品已经平民化，一幅画作原件，低端的只需要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一般家庭都可以承受，因此它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家装行业的一部分。
然而商业与艺术无论如何相互渗透，仍然抹不去两者之间基因上的排斥。商业最强大的能量就是推高地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制造以喧嚣为外在特点的繁荣，而这些都会赶走艺术家。
从经济关系上开始思考，就能慢慢指向艺术区的社会性起点。
精神流浪者的“收容所”
从被组织的程度上看，艺术家分两类：体制内艺术家和自由艺术家。自发聚集而形成艺术区的，绝大部分是后者。
在艺术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时代里，基本不存在自由艺术家，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和农民工、个体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
国内外的知名艺术区，一般都脱胎于城市里废弃的厂房，或者郊区的村庄。从群体特性上看，艺术家的天赋让他们总能“变废为宝”，同时再前卫的艺术家在生活空间上大多都对老旧和传统有解不开的热衷—社会叠加在自然之上，而艺术家的价值在于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叠加于社会之上。
物质原因则更具有解释力—因为艺术家大部分都很穷。无论是北京的798、草场地、宋庄、上苑、酒厂，还是上海的莫干山、田子坊，广州的小洲村，深圳的大芬村，成都的蓝顶，重庆的黄桷坪，艺术区早期形成的最重要的条件都是低廉的租金。
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宋庄，是在1994年开始形成的。最早到来的包括栗宪庭、方力钧在内的数十名艺术家，原本在圆明园旁的村子聚居，后来被赶走，四处考察后看中了交通相对便利的宋庄。
据栗宪庭回忆，如今艺术家最集中的小堡村，当时1/3的房子都已倒塌，当地人生活贫困，老吴则说，到今天为止，宋庄还有吃不饱饭的农民。艺术家和农民，一方承受能力有限，一方租金要求不高，两者因此互相需要。
农民工、个体户、自由艺术家在历史舞台上一同出现，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价值位置却有天壤之别，农民工仍然继续着社会机器的“螺丝钉”使命，个体户作为一种逐渐被认可和鼓励的身份而正当地存在，而自由艺术家则一直被视为新的结构中的异质体。
这批艺术家被从圆明园艺术村赶走，正是因为他们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到达宋庄之后，他们的奇怪外形及莫名其妙的作品，也不能被当地农民接受，最终停留下来，是因为当时小堡村书记崔大柏目光长远，力排众议。
宋庄这才成了自由艺术家的“根据地”。关于根据地，毛主席有过一个很有趣也很精准的比方：根据地就像人的屁股，有屁股，人才能坐下来，而不是一直走或一直站着，最终垮掉。宋庄就是早期漂泊在北京的那群自由艺术家的“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