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毕业于中国南京艺术学院，曾供职于南京艺术学院和《画刊》（原《江苏画刊》）杂志社策划编辑。独立策展人，批评家。崔灿灿并不满足于做一名“循规蹈矩”的策展人，凭借“夜走黑桥”、“乡村洗剪吹”、“绿林道”无人生还小组相声专场等贴近现实社会的艺术项目，他树立了在艺术圈敢做敢言的先锋人物形象。2015年，崔灿灿策划了“艾未未”个展（中国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中国北京常青画廊）、“落水狗”宗宁个展（中国北京杨画廊）、“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调查项目（北京单向空间）、“木质球”艾未未个展（香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缅北战事”张玥、包晓伟特别项目（北京798创意广场）、“自转”夏小万个展（北京民生当代美术馆）等个展／群展项目，继续探索当代艺术展览的边界和语言问题。
ART BANK： 你在2015 年策划了很多展览，和往年相比，今年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哪里？
崔灿灿：我的策展方式是随着现实面临的问题、个人的身份以及在某个文化处境中对事情的判断而进行。我在2013年做了14个展览，“夜走黑桥”，“反转基因”，“乡村洗剪吹”等，都是速度很快、及时反应的展览，而14年做的项目都比较慢，像“不在图像中行动”，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今年艾未未、夏小万、“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也都是准备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在中国，当策划人似乎特别容易，策展人制度基本处于“门在山下”的状态，90% 的人都愿意坐在进门以后的第一排台阶，不再往上走，像是大家约好了一样。如果你多走一点，就会被诟病为“强策展”。但事实上，我一点都不强，我只是完成了一个策划人应该做的许多工作。一个纯粹的艺术史学者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策展人，策划除了艺术本身的理念问题，讨论、传播、筹集资金、视觉系统处理、文献资料的编辑等也非常重要，可能有1000 个细节要处理。策展人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职业，它一定是个技术工作。但是在今天，策展人更像是一种思维惯性的腐败产物，变成了一个没有专业的领域，而这个行业也没有做事情的基本标准和准则，它养成了一种惰性，这个惰性依赖于微不足道的话语特权。对我来说，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怎么做一个展览开展的，我对展览语言系统有着近乎强迫的迷恋。比如，今年做的艾未未的展览，它处在中国特殊的着大量的工作要完成，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在逻辑系统中强化和串联。对我来说，展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做了谁的展览，这才是核心问题。
ART BANK： 既然中国的策展是没有标准和准则的，如你所说，策展人行业非常腐败，但是如果这样的环境能不能正好提供给中国新出现的一些策展人以机会？因为没有标准和准则，有人才能够有机会去制定它们？
崔灿灿：我谈的意思并不是制定标准和准则，任何一个东西，开始制定标准和准则的时候，就是一件腐败的事。因为当他从实验者变成老专家时，这个规则系统就变的很可疑了。我谈论的是，策展在中国变成了一件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比如，如果没有基础数学的常识化普及，高等数学就不会应运而生。但也不存在，给不给未来更新一代策划人机会这件事，因为机会不是别人给的，更不是扶贫，或者是关爱下一代，年轻人不需要被给予机会，年轻人需要野着长，要机会就是撒娇，很难有建树，因为它必须依附于某个既有权力体系。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的电影里有一句话，“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在那么一个腐败的环境下，老派的人似乎很关心下一代，动不动就痛心疾首。但那是多么无趣的方式，像电影《老炮儿》里的说教一样无趣。我们本应该老无所依，动荡不安。
《缅北战事》张玥、包晓伟特别计划 2015年
ART BANK： 国际上，很多策展人的工作和批评家的工作是分开的，但是在中国，很多人同时身兼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有另外一个现象是，很多美术馆和双年展级别的展览，都是由非专业的策展人来担纲，比如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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