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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过官方文化、娱乐文化、严肃文化的划分范式，关照当下各种思潮中的文化艺术及其力量，发现它们都掺杂了不止一种“身份”。它们或是“文化创意产业”“纯艺术”“政治意识艺术”“国学复兴及其当代转化”。
在社会裂变的大时代中，无论整体文化建设还是个体艺术创造，都非常容易旗帜化，人文价值也是大气磅礴的，这样的环境下，极易产生“时代纪念碑”式的大作，这是由制度进步、观念转变带来的感知表达上的能量。然而，当大时代转变为小时代，在平庸的过渡期，以往的先锋力量变得暗淡了。先锋文化因在大时代“暴走”而于细微处缺失掉的“密度”，得以因小时代的喘息而获得“填补”的机会，其不十分健全的底层基础也会得到重新建设的机会。而牺牲掉的，则是先锋文化的严肃性和含金量。“大众”和“产业”无疑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两个重要属性，整个时代对严肃文化需求上的疲软，使得官方文化与娱乐文化合谋，创造出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换模式。从严肃文化的角度而言，这无疑是在以产业方式为下一个时代的大创造做基础建设，并借此良机对大众在文化艺术上做普及性教育，从而提升整个社会文化水平面的高度。
敏感于政治的微观作用的人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所谓纯粹的艺术表达，不过还是建立在其时代规范的基础之上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这里的纯艺术，是区别于产业化的交换文化和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无论迎合还是反叛）的艺术而言的，它相对更为注重艺术性的创造，使艺术回到其形而上学意义上“人性——语言”的探索之中，即人性的洞察力和语言的开拓性。纯艺术，或者“为艺术而艺术”，建立在完全个人经验化的基础上，不能以迎合他人的目的来主导，这是符合艺术本体的，也是现代主义的精髓所在。诗，作为几乎不参与社会交换的艺术，其本身相较于其他艺术类型天然具有更多的纯度。然而，这种艺术思维也时常被“为人生而艺术”，和持有社会斗争论调的创作者扣上不关心社会、逃避现实、无用等罪名。这也就自然引出了政治意识的艺术。
政治意识艺术是每个大时代的先锋号角，越是在重要时代的转折期，其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观念就越多包含直接的政治斗争性。而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里，则这种先锋文化的政治力量，就会被官方文化的政治力量抑制或削弱。那么具有政治意识的艺术，也就自然平均分配成了用来维系稳定制度与观念的官方文化，和有着激进态度的民主指涉的当代艺术。而在后者看来，除了这种艺术是真正的严肃文化以外，其余一切艺术流派都是官方用来粉饰现实、“和谐”大众的不同道具，它无疑是所有严肃文化中最具先锋性的一类，其中也自然包含了其所推崇的社会制度所主张的艺术审美形式。
国学复兴及其当代转化在艺术上的表现，保守派就是单纯的继承文化遗产，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艺术无疑是最没有态度的，也不以任何创造性为目的。如果中国社会在这一百年间的主流是对传统文化的革新——革掉旧制度造成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革掉压抑人性创造力的“吃人”的内在属性，革掉因利益分配严重不平等而造成的动乱局面——那么国学复兴就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重温旧梦式的调剂。同时，出于对民族自信和血脉延续的需要，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工作也十分具有热情，它不同于作为对“遗物”的本能式保护，也不同于对可供佐证的历史原材料的整理，而是主动对其进行再加工。加工方式从简单的审美气韵上如何与国际主流审美进行融合，再到复杂的将古典文化魂魄抛掷到生龙活虎的当代文化浪潮之中，不一而足。
在这些文化态度中，其背后的力量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文化创意产业是最为中性的。政府需要文化创意产业来迎合世界潮流，这种迎合一是参与到国际政治对话之中，无疑关于“创意”的对话是相对温和的技术性问题，二是文化创意产业符合时代的经济趋势。娱乐文化本身就建立在大众基础之上，在态度上虽没有任何锋芒，却具有时效性、流行性，正是大众在娱乐消费方面的风尚，决定了文化企业的朝向。而严肃文化同样为了生存可以接纳娱乐文化作为市场基础，很多严肃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在各类文创企业中谋生，参与售卖文化产品。产业，作为这个时代最庞大的文化问题，是一块中性、温和的绿洲。
纯艺术的探索，不同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兼容”特征，其背后的力量最不明显，从而在政治上也是相对安全的，其不安全性或仅在于文化精英们内心涌动着的不安，对纯粹个人化的、探索的、原始本能的、知识分子性的艺术的追寻。纯艺术的痛苦，永远是梵高式的痛苦，流浪诗人的痛苦，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孤独之路。
政治意识艺术，宣扬主旋律的作协、美协、写实的艺术，其背后的力量不言自明，它是与任何先进文化背道而驰的，与艺术史的发展方向和文明探索的进程几乎没有干系，作为政治力量主导下的躯壳而存在。有着激进态度的民主指涉的当代艺术，其依据的是全球趋势下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在形式上不断寻找个人化语言，在内容上直击当下社会问题，从而参与到国际对话之中，其力量无疑是依赖西方的。纯艺术与这类艺术一道，从更长远来看，也是在为全球化的时代大趋势做文化铺垫，未来的艺术将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互联网语境之中。
国学复兴及其当代转化是最为复杂的，一方面，它作为国家与西方民主霸权的文化对抗存在；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问题的情况下以此黏合人心，是以仁爱、超脱等概念安抚大众、缓和问题的文化手段；再一个方面，当代文化精英也有主动续接传统文化中的普世精神的需要，以此来补足西方文明之不足。在当代，其背后的力量，无疑还是由官方主导的，并因为在国人心中有着观念与情感上的惯性，易于在大众感受中还魂与普及，因此也受到资本力量的支持。
通过整理以上文化艺术力量可以看出，国际文化的发展潮流与国内官方的文化手段之间有着一定的矛盾，而它们也在这个时代，重新表现为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那么，如实认识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审视当代文明的价值观和表现方法，就能看清未来最具创造力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
艾未未《葵花籽》
4.
可以将传统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精神，一个是形式。而形式又分为基础形式和后天形式。基础形式如思维形式、情感形式、自然形式，它们是造物主创造的，一般不会有太多变化，或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变化着。人的思维有其先天知性的逻辑形式，人的思维形式结合外物创造出各种知识；情感形式如喜怒哀乐，也是人性固有的，每个人分配不均，产生参差多态；自然形式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即为自然界寻找定律。
而一切的后天形式，是人在历史中自觉创造出来的，同样也会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和消失。传统文化（的形式化部分）就是一系列受限于时代局限而被古人创造出的后天形式，如建立在封建君主集权基础上的制度形式，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基础上的观念形式，建立在古代汉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形式，以及建立在以上各个基础之上的精益求精的审美形式。
如果旧的制度形式是被更具先进性的利益分配关系推翻得最为猛烈、最具合理性的代表，如君主专制、小农经济被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取代。那么，观念形式亦随之有着剧烈的转变，如三从四德到男女平等，它或有不变之处，也是体现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之上的。同时，语言形式的变化也相当明显，因它与日常生活之中的关系最为密切。最后，审美形式是最尴尬的，一方面传统审美已被精英化的现代主义和大众化的娱乐文化所取代，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有重新追溯它的欲念。
传统审美是建立在单一向度之上的，是以压制人性创造力的充分解放而被慢慢建立起来的高度，而现代主义对创造力的不断呼吁就是对传统审美价值观的反叛，可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朝向。
当下的传统文化的登场，无论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严肃文化，还是创意经济时代的娱乐文化，甚至处在体制改革中的官方文化，其对创新的呼吁（虽然其所指内涵不尽相同），都要求传统须以新形式再度出现。否则，在一切传统审美形式中，它必然仅作为个人情趣下的小调，在社会参与度上不能切中任何核心问题。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最值得学习的是透过部分精粹形式所体现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那么这就可以说它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功绩，而是早期人类达到过的生命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最初是非常不愿意被文本化的，也就是担心会被形式化的！苏格拉底仅从事辩论，释迦牟尼不着述，老子被迫写作，甚至孔子也讲究述而不作。他们的异常珍贵的生命感悟，是全人类的财富，存在于传统（文本）形式之中，也常常被误解得最深。
孔子的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作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的存在，而非旧的形式存在，就可以认为在新的格局下，它体现为民主的形式，其当然不能被框定在君臣父子的“观念——制度”之中；佛道的出离与空无作为精神本质，则更不用执着于传统文本的语言形式与各种道场的审美形式，因为既然追求的是本体界，那么一个再接近过去形式的“样子”，也不过是重复的在现象界打转而已，而且还有矫饰之嫌；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和“我一无所知”的反思、求索的精神，也不会仅仅表现为某种既成的知识体系形式，而是一种对真理无限追求的精神，使后人不断去建构、解构、再建构一个又一个的体系，从而返证着人类自身的自由。
那么，既然了解了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并不是那些被形式化的东西，其形式化的结果也仅为参照和作为有待重新加工的原材料，必然的，就要对我们时代的先锋艺术有一个设想。最好的先锋艺术的形态或许是这样的——
在纯艺术的语言层面上有创造性，在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上有先锋性，在与大众文化的对接上有趣味性。
能同时符合这种需要的，无疑是智能时代的新媒体艺术！
一个时代的先锋文化在技术上是要具有前沿性的，如达·芬奇时代对透视法的研究，印象派对光学的运用，摄影技术的产生对整个写实绘画的冲击从而导向现代艺术的绘画方式，电影工业的出现和它的一次次前进（3D、4D）等等。顶尖的技术拥有着前沿创造力的内涵，同时，对时代模型的呈现、人性问题的追问、社会问题的关注等，又是艺术的另一个先天责任。
只是，我们的新媒体艺术家们能否兼具各种天分、素养而担此新时代的重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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