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nifer Dalton，《艺术家如何生活？》（How Do Artists Live?2006）

        Anne-Marie Slaughter最近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女性为何还是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在美国国内着实卷起一阵旋风式的辩论。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的前负责人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在职教师，这一辩论是由Anne-Marie Slaughter女士的一个结论所引发，即女性已经远离了鱼与熊掌兼得的可能性，要么获得圆满的在事业，要么只能是圆满的家庭。在阿斯潘思想节(Aspen Ideas Festival)期间，与其同一讨论组的Katie Couric与Slaughter女士的观点十分契合，可谓是开了相关论题的水闸，影响了美国劳动问题的未来。
　　我们的疑问是，艺术界的女性的境况又是如何？Slaughter女士所提出的观点是否适合于众多大权在握的女性，以及在艺术这个特别领域是否有尚未被提及的情况？ARTINFO由此调查了艺术界内部的身处高位的女性，主动了解了其各自不同的背景以及事业之路，希望她们对其私人经验做出相关的评价，包括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以及允许她们追求自己的理想所要面临的众多选择。
　　ARTINFO收到了超出预料之外的回应——在大量的回复中，一些核心话题不断浮现，以下将是艺术这个特殊领域中一些关于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声音。
　　灵活性与牺牲
　　“拥有一切”的这一驱动力来自何时何地，以及代价为何？苏富比的北美南美区主席 Lisa Dennison非常认同Anne-Marie Slaughter的观点，认为她这一代人依然抱着继承下来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当我在70年代早期进入威尔斯利学园学习时，女性主义理论一度是我们的圣经，我们被‘教育’成为超女，事业-家庭的平衡是必然要达到的——实际上，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行为准则。”这位拍卖行高管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的目标是‘拥有一切’。”
　　当然了，她也学会了一套解决工作与家庭遇到两难困境时的解决方式，尤其是在艺术这个行当里。“我得尽量的把我的家庭和我的世界拉在一起——忙碌的周六是画廊日，孩子们活动的地方就不是操场而是SoHo区，而且用我的里程数和备用床给大一些的孩子买机票住宾馆，可以同我一起去威尼斯或者伦敦等地。我会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世界拉在一起。”
　　兴许对一些人来说，在工作时间混入家庭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是可以HOLD住的，但是这一方式并非对每个人都适用。James Cohan画廊的媒体与公关总监Jane Cohan昼夜不分的忙着画廊会议和世界各地的艺博会的旅行使得她只能委身于工作，而不得抽身投入她的家庭生活。“于我而言，我选择当一个时刻围绕孩子的母亲”，她解释道，“这意味着我不能胜任一个有效的销售位置。销售总监必须时时刻刻呆在画廊里，等待客户随时随地驾到，而且得随时能够与他们共进晚餐，参加艺博会还有代理艺术家的开幕等等。”
　　一方面，Jane Cohan必须对其职业道路做出妥协，因为她所选择的领域并不能完全的让她获得职业上的灵活性——Slaughter所感觉到的是文化上的缺失。“回顾自己过去的职业生涯，细数自己获得的诸多赞誉，我必然感到十分骄傲，其实我已经获得了事业上的满足。这其实是妥协的结果。我的情况一直在变，尽管我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其中一个已经上了大学，但是我现在也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且负担起更多的责任。”
　　Bettina Prentice是 Prentice Art Communications公司的创办人，她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可以反应不同年代的女性利用科技来辅助她们的工作图表，以及那些尽量不把工作和生活分离得太开的一群女强人。她专门强调了不同方面工作的重叠是时常发生的。“我的工作和私人生活其实是紧密连在一块儿的，”Prentice这样告诉我们，“尽管不是尽善尽美，这也成为我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意的原因。”兴许这最后一点对艺术界来说更加有用，大部分的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从画廊到公关公司，就像Bettina Prentice这样，公司于她们而言就是作品之于艺术家。
　　合作与职业规划
　　在ARTINFO的调查对象中，多数人的意见都是工作与家庭之间存在着模糊的界限。还有一种普遍的认同，那就是公司和各种形式的新颖安排都是为了增加对家庭的责任感，所以有时候，创意型职业将为各种责任提供了灵活的空间。
　　Doreen Remem是Art Production基金会的联合创办人，她严格的挑选要参加的活动，这样就能够为家庭生活安排最大效用的时间。但是她也特别提出，有一个能够理解她的合作伙伴的话将是很大的帮助。
　　基金会的另一位创办人Yvonne Force Villareal也证实了这一点，她为Doreen Remem提供了一定形式的支持。“很幸运的是，我的商业伙伴在事业早期就生了孩子(就在大学毕业后不久)，那时，我在快30岁时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现在已经8岁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才一岁半的在家里呢，”Yvonne Force Villareal继续说道，“我们都有保护对方的天性，都把孩子放在优先的位置。”
　　迪拜艺博会的总监Antonia Carver认为她发现了Slaughter论点中的很大破绽，尤其是在大都市的艺术圈里存在着：尽管Slaughter提到了新的科技和女超人们的能力可以让她们在全球各地远程工作，但是却没有关涉到有关工作与家庭生活话题的国际论点，因为此刻在美国，“拥有一切”这一说法所意味的与过去不同。
　　根据Antonia Carver所言，身居中东地区艺术界高位的大部分女强人母亲们其实享有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迪拜实际上是一个围绕工作转的地方，是一个企业型的城市：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时间区分很模糊——在平衡两方面时必然有利有弊。”
　　“拥有一切？”
　　艺术家Jennifer Dalton过去曾做过一件有关这一话题的作品(请见本文头图)，而且就采用了非常具有倾向性的标题“拥有一切”，以此来作为框定问题的挑衅方式。没人可以得到一切；用这个短语是为了将女性主义者的平等的诉求进行合法化，如同天真、荒谬和唯物主义一样。
　　她补充说道：“我不喜欢的是她将女性的选择圈定在很小的范围，而且比男人的还有野心。比起男人们来，女人们天生就对离开孩子而去工作觉得没那么理所当然。我非常尊重她的经验，但是对于我所了解的那些家长和我自己来说，她所提出的论点恐怕很不具有普遍性。”
　　同样的，Antonia Carver也收回了之前被框定的问题——尽管她认为这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反应了真实的社会压力。“我们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拥有一切’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渴望，而且达到这一目标的责任压力来自于女人们自己。需要改变的不是社会，而是女人们需要再努力尝试。所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重量，以及身体上的‘百分百适应’对女性而言可能真不那么简单。”
　　圈内人建议
　　当然了，受访者们也能提出些建议。从更实际的层面上说，Lisa Dennison为24小时连轴转工作的女超人们给出了一些建议，在创意产业领域，必须将时间一分为二的使用，值得注意的是，Lisa Dennison同时兼任古根海姆的馆长。“当你完成了一件花了3星期制作的装置，或者让你一周每天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大体量劳动，你立刻需要的是另外的时间，让你能够重新组织和重新平衡你的生活，当然了，就是让你有时间花在家庭生活上。”
　　艺术家Natalie Frank指出，需要纠正艺术界在历史中积累的不满，尤其是众所周知的男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之间获得展出机会的分野——先讨论完这个问题再来说“拥有一切。”如果女人们在美术馆、画廊、销售价格和可观看性就有着这样的劣势——那么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可说：“职业领域里更进一步的性别平等才能为女艺术家们带来福祉。”
　　不过在艺术圈里依然有众多曝光率很高的艺术家的故事。“在纽约艺术界，我一直被身居重要机构高位的女性所围绕，她们不仅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在家庭方面也兼顾得不错。”High Line的策展人Cecilia Alemani跟我们分享了她的观察。“我认为New Museum的Lisa Philips，古根海姆的Nancy Spector，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Sheena Wagstaff以及Creative Time的Anne Pasternak等等都是典型。我不能代表她们发言，但是我深深的羡慕她们。她们的角色不仅是职业女性，更是在这个男性主导的领域里不可小觑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