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时报报道，中国政府在年末发布政令，所有国家和省级博物馆都将对公众免费开放。这是中国政府对于文化艺术所表现出的最强有力的支持，但与此同时，这一政令自然也为中国的美术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家、收藏家和拍卖行的惊人崛起昭示着一场真正本土艺术的文艺复兴。在这些充满希望的现象背后，存在一些长期困扰中国官方艺术机构的问题。并且，假如中国艺术界一直渴望的国际地位有所上升，中国主要的当代美术馆也将面临这些问题。(中国有一系列规模较小但成长很快的艺术机构，其中包括尤伦斯、今日美术馆、上海外滩美术馆以及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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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ARTINFO 总结的可能阻碍中国艺术发展的五种因素：
1.中国政府未能充分支持中国本土博物馆。
美国及其他地区的非营利机构间有着明显区别，而中国的公共美术馆和私人美术馆之间的差异比较模糊。艺术新闻报这样解释道，成功注册的美术馆为了寻求政府支持，经常屈从于审查的压力被迫开办政治宣传性的展览。鉴于这种不利的官方地位，美术馆依靠赞助和画廊租赁等方式四处寻找基金支持。作为北京最大的非官方无外资的当代美术馆，今日美术馆“依靠赞助支付70%的开销”，虽然他们希望开始与艺术基金合作来开办展览。
2.中国当代的艺术机构十分疲软，经常为企业商行妥协让步。
中国艺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大部分中国当代美术馆是由 “房地产企业家”而非艺术赞助人建立的，包括今日美术馆、四方美术馆和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等。艺术新闻报认为，大部分美术馆起初都是在“展示建筑和政绩工程”， 为向中国日益崛起的上层阶级证明国内销售的高价格服务。中国新近出现的美术馆赞助者“是为社交和商业而非艺术开办美术馆”。美术馆更大程度上是作为政绩工程而不是文化产业开办，他们在招募人才和办展方面都有着严重的不足。上海外滩美术馆最近保持着一个很高的展览频率，但这一坐落于迷人外滩的新艺术派建筑也是为城市居民和商店群建造崭新的、高度奢华的品牌社区而服务。
3.美术馆管理不善，并缺乏优秀管理者及员工。
整体性问题外还存在更加复杂的事实，即中国缺乏经验丰富的由美术馆管理者、策展人和行政人员组成的团体。那些留在中国的知名策展人通常会选择已经在中国开设分出的国际艺术机构和国际商业画廊，如佩斯(Pace)和詹姆斯-科恩(James Cohan)画廊寻求工作机会。美国芝加哥艺术学校的Kelly Chen在文章中写道：“综合管理系统仍没有被建立……没有一个清晰的管理结构，高效率和高品质就难以实现”。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告诉记者，很多美术馆的领导人和管理者“缺乏管理的基本知识”。即使在尤伦斯也明显存在人员流失率高的问题，美国策展人、编辑田霏宇(Philip Tinari)近期从杰罗姆-桑斯(Jerome Sans)手中接任领导权也对机构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破坏。
4.可用的高质量艺术作品有限，对关键作品的竞争激烈。
收藏型的美术馆会很担心，他们在储备展览作品时同时面对发达的西方艺术机构和中国私人藏家的激烈竞争，这些藏家通常不计划捐出他们的藏品或者想用藏品开办私人美术馆。王璜生告诉环球时报：“在20世纪50、60年代，美术馆仍有能力购入高价的艺术品，但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大部分美术馆的预算十分有限，无法达到基本的收藏标准。”因为标志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如方力钧、张晓刚的画可以卖到几百万美元，同时高品质的中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处在不稳定期的中国的美术馆很难跟得上白热化的中国市场。
5.策展的理论性实践和体制的完整性准则仍不发达。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艺术成型于80至90年代末期，在2000年中期成为国际聚光灯的焦点。中国艺术界已经适应了西方的策展规范和美术馆管理机制，但它绝不是完全整合或标准化的。张朝晖和杨应时在题为《问题与可能性：中国的策展人和美术馆》的文章(本文发表于中国画廊网)中指出，“大陆和台湾美术馆的机制与欧美国家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甚至表现在语言上，“画廊”、“美术馆”、“策展人”在中文的使用中比在西方艺术语境中的使用模糊得多。确实存在著名的策展人，如冷林、冯博一和黄笃，但是这些策展人是作为作者和批评家而不是专业展览组织者的身份出现的。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团体的成长，这些策展人将有机会分享他们的战略。他们致力于发展壮大艺术机构，反过来艺术机构也能够支持他们的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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