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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东京艺术博览会总监之前，我兼职了好几个亚洲区的项目，从中结识了胡昉、曾文泉、宫津大辅和Bora Hong，跟他们几番讨论、交流，我开始萌生出成立一个艺术委员会的想法，碍于预算有限我们亦只能先从概念出发。今年东京艺博会以“东京作为一个亚洲城市”定位，这个想法其实是跟四位委员反复讨论而归纳出来的重点。因为是第一年，我们特别重视如果筑构这个系统，当中我特别考虑到平衡的问题，从前东京艺术博览会的委员会只有画廊，现在“Projects”项目加入了两位藏家和两位艺术总监，我希望下一年能保留这个团队，慢慢加入更多新的单元。
在东京艺博会现场二楼的“Projects”是自去年开始增设的项目，所有参展的画廊都是在过去五年成立、主打当代艺术的年青画廊。“Projects”入口是“Artistic Practices”展位，是今年首设的亮点项目，以两位日本青年艺术家--筱田太郎(Taro Shinoda)与高岭格(Tadasu Takamine)打向头阵。说到这两位艺术家可是从百份问卷所选出来的新生代日本艺术界代表。百份问卷分别由总监金岛隆弘、Projects Artistic Committee的四位成员分发，问题只有两条，重点搜罗21世纪日本当代艺术关键词，百份问卷可以说是筑构整个东京艺博会架构的灵魂。
“Artistic Practices”是Projects Artistic Committee (PAC) 全新企划的研究性(Research base)项目，通过我和四个委员分发的问卷，博览会可以直接得到100个专业人仕的意见，而这些答卷者都是他们国家艺术界里的领袖级人物，等于说我们所得到的意见都是最有效的，而透过这100个人我们以后可以额外认识100个人。当代艺术是一种可以让连接世界的国际语言，但现在的日本当代艺术市场规模不足以组织起大型的博览会，如果局限于当代艺术的话根本不可能有超过一百家画廊；比如说相对当代的G-tokyo参展画廊只有15家，因此要扩大规模还是有它的现实局限。在未来我们期待慢慢步向国际化，与更多人交流，但这需要的是时间。
香港国际艺术展被MCH集团收购百份之六十的股权，亚洲市场秩序大重整；高古轩、伦敦白立方畫廊(White Cube Gallery)高调进驻香港，亚洲市场步向国际化之时，东京艺博会逆流而上，重申亚洲秩序。
香港艺术博览会的展期是五月，距巴赛尔国际艺术博览会只有一个月，许多西方画廊都把最好的作品留给巴赛尔，这一点我比较失望，感觉他们把在欧美卖不出去的东西都买到亚洲来，而且整个博览会的布局都以西方画廊为中心，亚洲画廊都编排到二层或靠边去，可能是香港艺术博览会的主办人也是个西人，他们想把西方的艺术趣味引入亚洲市场，但其实亚洲人的品味、美学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套亚洲系统，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东京艺博会包罗古美术到当代艺术的原因，这是更完整展示美学发展的方式。
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艺术市场？
有别于一般的博览会以今美术、古美术、工艺美术、纯艺术来区分出专业性，东京艺博会把以上四项一并全包，以中小型规模的东京艺博会而言这做法是否有点过度压缩？
相对其他亚洲城市而言，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艺术市场，比如说我们每一时期的艺术形态都脉络分明，距今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超过一百年历史，比中国、韩国稍长，从古美术到当代艺术的收藏都相当完整。在日本你可以找到中国或韩国的古董，但在中国或韩国就没那么容易找到日本的东西，从地理学而言日本融会了不同国家的瑰宝。我认为基于美术历史发展的远度，日本的藏家不会只局限于古董或当代艺术类，年青人也很喜欢古董，日本人有融合新、旧东西的感知(sense) ，我想这是日本艺术市场的特质。
五、十年后的中国？
东京画廊(Tokyo Galley)是第一批进驻798的外国画廊之一，艺博会总监金岛隆弘曾经在北京生活四年，说到中国金岛开始忆述当年就住在麦子店街附近…头半年以后他开始能说、能听普通话，中国就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北京东京艺术工程 (BTAP)成立于2002年，我是从2004年到2008年到那里工作，当时的租金、人力资源、各种杂项费用都非常便宜，条件允许下我们进行了许多实验性的项目。那时候亦正值北京奥运前值，来访北京的外国游客特别多，但他们都只对中国当代艺术感到兴趣。我们的客户主要来自台湾或香港，也有少部份来自上海；要向中国人介绍日本当代艺术并不容易，就我所认识而对日本当代艺术感兴趣的中国藏家更是寥寥可数，我们只好用梅花间竹地做日本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展览。
现在中国艺术市场正值发展期，但大部份藏家只对中国古董和当代艺术感兴趣，想要培养出对别国家艺术的兴趣尚且需要时间。对比下日本艺术在台湾市场显得炽热(今年参加台北国际艺术博览的画廊约有四分之一来自日本)，因为经历日治时期，对彼此历史文化都相对了解。大陆有很多美术馆，但就很少人思考收藏的问题，这情况跟二三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因此五到十年以后，中国社会进一步向成熟就必然开始思考收藏和如何平衡本土和外国收藏的问题。（罗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