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30日，“第五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成都当代美术馆附近开幕，江湖尊称“西南王”的著名批评家王林意外缺席本次年会。10月4日，《世界艺术》杂志执行主编徐亮在微博上连发数篇文字质疑第五届中国批评家年会的程序合法性及是否被金钱绑架问题。遭到与会批评家陈默、皮道坚、蓝庆伟、鲍栋等人的猛烈反击，并瞬间由看似严肃的批评话题滑入到泼妇式的骂战之中。最后以点火者徐亮删除相关微博并公开发表“致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公开信”结束。时隔20天后，“西南王”王林在接受艺术网站“艺术圈网”的视频采访时痛斥批评家年会，断言该年会已经完全被金钱收买，成了批评家自欺欺人的一个幌子。 王林炮轰批评家年会之前，彭德也曾发文批评批评家年会的体制化问题。作为中国批评家年会的发起人，贾方舟也在“艺术国际”网站上发表了“2011年第五届中国批评家年会筹备情况告白”一文，以此来回应王林的炮轰。“告白”一文甫一发出，王林旋即发表了“关于批评家年会的说明——至贾方舟先生”来反驳贾方舟的“告白”一文。期间批评家苏坚也发表了《贾方舟先生告不白的地方》，参与到批评中来。事实上，从第一届批评家年会伊始，关于中国批评家年会组织程序的合法性、体制化倾向以及话语权的争夺等问题的批评质疑之声一直没有断过。与以往由外界的批评质疑之声不同，王林引起巨大反响的痛斥属于来自批评家年会内部的刺激。无论是来自外部的挑战还是发自内部的刺激，批评家年会若要按照最初设计时的理想发展，批评年会急需解决已迫在眉睫的体制化、批评与资本的共谋的问题。
　　批评家年会的体制化
　　批评家年会自建立伊始，批评家就有意识地对批评家年会的性质及体制化问题进行反思。批评家年会的民间立场与反体制化倾向是批评家一致的共识。如批评家王林所说，“批评家自发组织了批评家年会，其最初建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组团批评，为批评家谋福利。我相信它是为了促进批评家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共同反省批评本身存在的问题。如果在这件事情上生出误会和看法，也应以相互谅解的态度积极沟通，以使得我们大家都来为这个公共平台添砖加瓦，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理想和初衷。”批评家年会是高端的学术建设平台、组织和学术两大框架保证批评家年会的活力和能量释放”(王林语)
　　组织者的设计初衷抑或理想是美好的。但批评家年会的体制化问题恰恰成了批评家年会的最大问题。自第一届开始，批评家吴味就认为批评家年会“完全是一种体制化操作”。组委会自己选自己为学术委员会和评委会，没有现代学术的规范性和超越性，批评家年会的组织程序与官方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的操作模式一样，以至于批评家年会的委员们成了这种模式的既得利益者。
　　而第五届批评家年会更换轮值主席的风波，就是对这种批评的最好注脚。可见，批评家年会并没有循着“一群自由主义者的聚会”的理想方向发展。批评家年会的自身立场的脆弱性与体制化已经病入膏肓。批评家年会的轮值主席身份可以当作一个“身份”来换取资本，以延续年会的正常举行。批评家年会的轮值主席更换，不需要经过所有委员会(委员会也不是民主程序产生)讨论同意，只需要贾方舟先生打电话给皮道坚先生就可以确定。因为资本的强势，批评家年会的主席被随意更换，年会选定的主题也置换成跟投资人策划的展览同名，成为某个特定展览的研讨会。
　　这都说明，批评家年会作为一个所谓的“高端学术的学术建设平台”，其组织和学术两大框架已经完全被个人权利和强势资本所控制收买，成了可以随意买卖赠送的礼物。批评家可以被批评家年会打包组团出售，进行命题“批评”。批评家年会确实沦为批评家自欺欺人的一个幌子。(王林语)这无疑是批评家年会对着自己的理想狠抽一记响亮的嘴巴。
　　自欺欺人的批评家
　　批评家乃至由批评家自发组织的年会在当下遭遇这样尴尬的处境，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还在批评家自身问题。以圈子化、江湖化为特征的艺术圈，对于游戏规则都心知肚明，自我设置的禁区是约定俗称的，也是很多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所不敢逾越的红线。自己的院系不能批评、导师、师兄弟不能批评；与导师关系好的批评家、艺术家不能批评；曾经热情帮助过导师和自己成长的报刊杂志、师长更不能批评。反之，这个范围之外的其他对象皆可以进行最严肃公正的批评，甚至溢出批评范围之外的语言攻击也无不可，流行语为“酷评”。这种圈子化体质中成长的批评家，有自己的组织和熟悉的语言系统。正如前文已述及到的，徐亮在微博上发出质疑后，遭到了有关与会批评家的猛烈抨击，互相间引发网络骂战。但当“西南王”王林以同样的话题痛斥批评家年会，将年会定性为批评家自欺欺人的幌子后，除去贾方舟以一篇“告白”文字来应答外，先前所有参与网络骂战的批评家都没有任何言论发表。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徐亮只是一个“山寨杂志”(鲍栋语)的主编，而且有曾依靠成都双年展、批评家年会的广告赞助生存的短处在别人手里，与号称“西南王”的王林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有选择性的投机式批评，是对批评投入产出比进行精细考量后的行为，有意规避批评后果的风险以获取批评带来的利益最大化是批评家最关注的问题。回顾近年来王林与吕澎[微博]围绕着“当代艺术与资本市场、合法性、独立性”等问题开展的骂战，再来看王林对批评家年会的炮轰，假如给批评家年会投资的不是吕澎，即使是吕投资后不将年会和双年展合并召开、不更换轮值主席，那么王林还会就批评家年会机制的公正性、透明性问题来猛烈批评吗？会断言批评家全部被收买了吗？在批评家的批评动机被普遍质疑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式的无聊问题。相反正如鲁迅所言“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种地步。” 批评家年会的体制化对其自身的发展在理论上是一种桎梏，但对参加批评家年会的批评家却又是一种，名利福利。当代艺术市场对批评家的大量需求与批评家对资本名利的追逐正好合拍，而批评家年会的体制化操作、对当代艺术话语权的集中，给了批评家抬高身价的筹码。批评家年会如同商会一样，成了批评家谋取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工会。鲍栋讽刺徐亮的杂志为“山寨杂志”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明批评家对自身的认识——参加批评家年会的批评家就获得一种天然的话语特权，是有组织的非山寨产品。
　　在资本面前，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都是批评意识迷失的表现。所幸的是，还有批评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当代艺术批评日益边缘化、无足轻重的批评失语、自甘堕落的现状及原因心知肚明，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在当下的尴尬处境。以为批评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涉及什么失语与否的问题，反而是批评家自身的失语与迷失导致了批评现状的困乏与尴尬。为了建设积极有序的批评生态，大家都愿意从批评的外部生态环境与内部自身因素找出问题的根结，以期对批评的症状能开出有用的药方。理论上，批评家和所有以写作为手艺的作者一样，应对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足够的反省和警惕，与当代社会流行文化与资本利益保持清醒的距离。不能说这样的努力没有意义，但若能在病入膏肓之前找到病灶所在，无疑会显得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