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类型学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性工具。但是，在艺术史的研究中，类型学既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极有可能遮蔽了个体存在价值的陷阱。之于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中，我们也往往会依据地域、时代、境遇等等最大公约数，而将个体的、唯一性的艺术家简单划归于某些艺术史的类型学分类中，从而忽视并遗漏了存在于个体艺术家中的一些最为宝贵的信息。至少在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之前，我们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与阐述，仍然是停留在类型学的方法论之中。近几年来，在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宏大叙事之外，艺术家的个人经验和个体价值开始成为了艺术史研究中有价值的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在“圆明园”和“宋庄”这样一些集体经验之外，类型学的粗暴乌托邦开始松动，我们开始可以去关注一些另一种主流之外的个体的存在经验。这实际是一个“他者的他者”否定之否定过程。也就是说，圆明园也好，宋庄也好，在独立于主流体制之外的过程中，也同时形成了关于它自身的一种主流解释标准，而所谓的“他者的他者”正是基于“边缘的主流化”之后的另一种边缘身份的研究方法。

也正是基于上述的理论前提下，我们在关于艺术家马野的从艺经历研究过程中发现，他既是一个典型的从圆明园到宋庄的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同时，他也有另一种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个群体类型学表述的个体价值和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