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合策展人，我与莫斯克拉秉持相近或一致的国际视野及艺术观，挖掘和发现在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某种尚未被感知的潜在的艺术力量。此次展览所选择的艺术家们以其个人独特直觉和洞察力把人类自身生存的境遇或隐喻或诗意地表现出来。两位策展人彼此坦诚交换了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并建构了这个展览的整体性。

   
    众所周知，“金砖四国”是由美国高盛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于2001年首次提出的，该概念的缩写BRIC由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及中国（China）的首字母组成。2010年南非（South Africa）加入“金砖”之列后，其英文单词变为“BRICS”，并改称为“金砖国家”。“金砖国家”是在全球化飞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颇具经济、政治内涵的共同体，遍布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和非洲。根据日经中文网2014年报道，五国拥有全球42%的人口。2014年金砖五国的平均GDP达到33.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5％。而G7成员国为34.5万亿美元。到2015年，尽管“金砖国家”的增长势头有所放缓，但整体上仍呈延续扩大趋势。

    “金砖国家”的经济组合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多元化，同时引发了国际经济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金砖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在于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利于金砖国家机制的自身建设。“金砖国家”在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有相同的关注和主张，加强协调、携手合作和应对各种挑战是大势所趋，成为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新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金砖国家中，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愈显重要。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政策并不是基于一种地缘政治的空间争夺，而是基于后民主背景下对金融封建主义的突围。换句话说，中国所建立新的金融秩序正在改变原有的西方经济霸权。它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这一区域的发展。

   
     在这次展览主题中，如果说法/英文的题目“BRIC-à-brac：The Jumble of Growth”中英文The Jumble of Growth 意为“混合的生长”，那么法语俚语“BRIC-à-brac”的字面内涵泛指混杂、差别，或是处在某种潜在混乱中，不均匀的组合，意指一种混沌状态的词汇。而中文“另一种选择”实质上是对法文“BRIC-à-brac”的描述状态所表明的立场，既彰显新兴国家的文化抉择，又表明其自主性和主体性。然而，“à-brac”指涉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复杂的经济转变中所表现出“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表征。总而言之，“BRIC-à-brac” 泛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的社会转型，以及由于其文化背景和现代化进程的差异，致使其与他者的碰撞和混合中产生不同文化的矛盾和差异。这种基于全球政治经济的文化整合，产生了相互渗透与抵抗的并存现象，构成了全球化与地方化共生的文化景观。

     事实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交融的结果，具体归咎于全球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中的扩张，体现在国际资本的流动、人口迁徙、科技迅速发展不断冲破民族国家的藩篱。[1]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关系在全球化转向中已变得越来越自主，从而明显脱离了政治的约束和控制，或者说，对经济利益的控制愈加松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政治控制在这种转型社会关系中彻底消失，而仍是通过国家功能和管理机制继续支配和管控着经济与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由于考虑到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利润的关系，跨国资本主义按照自身需求向其它区域扩张资本，给当地带来了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污染，但同时也加速和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当然，跨国资本给当地注入了资金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甚至产生了一种跨国阶级（TNCs）的现象以及身份认同的复杂化。正如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所说的那样，公司的雇员认同的是公司而非国家的概念。[2]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族和国家固有的结构。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的崛起也是依赖于全球跨国资本的力量。冷战的终结——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倒塌以后，以及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向之后——为非资本主义开辟了一种新的巨大市场领域。资本主义依赖于外部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目的就是使剩余价值最大化。新兴国家以吸纳这种资本的方式来改造自身。但整体上这种资本和非资本系统之间充满着合作与冲突。然而，在接受这种资本力量的同时，这些新兴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经济系统的模式，而是根据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和需求采取适当的调整，从而开辟了一种既非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也非南方国家的发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