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震自“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崭露头角（获优秀奖）以来，在油画——这门既称得上古老、又在不断地获得新生的艺术园地上，坚持不懈、心无旁骛、孜孜矻矻地耕耘了二十个年头。这种坚守最终变成了他个人的一种操守，而这门艺术也成了他一生的精神家园。
    他灵感的重要来源竟是童年生活中的一场飞来横祸。那场横祸差点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而那一段备受折磨的痛苦经历和与病友朝夕相伴的生命体验，在他心灵的深处，烙下了永不褪去的刻痕。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在他成年后的精神生活中，终于被反复发酵、不断提炼成了一种人生哲理和艺术符号。正如一位哲人所言：白骨因之散化成月色，鲜血也因之分解成晚霞，绵延不尽的生命的消殒，纷然熨帖成天国洞开的黎明之光……（参见王康：《俄罗斯启示录》，p321）于是，这份悲情终于成就了一位诗人画家。而这位诗人画家最终也升华了这份悲情，并让悲情主角插上了人文理想和执着信念的双翅——在他的画笔下，在布面油彩中，不倦地、自由地翱翔！
    施莱格尔说过：“现代诗人必须从内心来创造艺术。”（参见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P92）葛震一直服膺着这条著名的准则。并在一种“内心需求”的诱导下创作了一、二十个系列作品和数十件独幅作品，也算得上是一位多产的画家了。
    我们从图像学的角度可以发现，葛震的作品中几乎都有一个虚拟的场景（包括人、景、物），进而又创造性地虚拟了一些叙事性的不完整情节（抑或称它为故事残片），如：大鸟被禁锢在笼子里，少年天使折翅在荒原，鸟、人共舞天地间，折翅的天使或在遍布芦苇的泥塘里歌唱，或在笼子边做着白日梦，等等。这种虚拟又决非凭空捏造，常常是与人类记忆中的“原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折翅天使”的“原型”就有三个来源：一为基督教或天主教；另一个就是汉代画像石上的羽人；还有一个是佛教壁画中的伎乐天使。虚拟虽然并非实有或实在，因而在葛震画笔下的所有的人、景、物也都不具备“考古学”的所谓价值，但它们却具有了无可怀疑一种诗性的真实。我相信，这是更深层次的一种真实。也正是这种真实性，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并构成了葛震作品中坚实的意义内核。
    不似真实却胜似真实。这种“诗性的真实”又是如何展开的呢？海尼克说：“一切感性的东西都是比喻，而比喻必须贯注灵魂。”（同上书，P576）在葛震的作品中，所有的“感性的的东西”正是海尼克所说的“比喻”（或称之为“喻象”）。这一系列的“喻象”又因为表达功能和意义的侧重点不同，而分成了以下类：其一、核心“喻象”或称中心“喻象”，实际上就是虚拟出来的悲情主角，如前期作品中的铩羽或被禁锢着的大鸟（其“原型”可能是远古的鸟图腾，抑或传说中的“不死鸟”——精卫，又抑或涅槃（向死而生）中的凤凰）；近期作品中的“折翅少年”（翼人）。这两个“喻象”，不仅是悲情主角，而且是理想和信仰的化身，高浓度的精神载体。其二、延伸“喻象”或称叙事“喻象”，如鸟笼、玩偶、狗、五角星、骷髅、树、火苗等，还有为营造背景氛围而设的天空、荒原、旷野、黑夜、流星等。其三、偶发“喻象”，如塔、牌坊、古陶、册页、条桌等，皆为信手拈来，却也涉笔成“意”。总之，正是以上三类“喻象”的并置、揉合、纠结、互渗、穿插，共同构筑了一个“诗性的真实”的“意义”空间，也留给了读者无尽的想象和体悟。
    在深入到这个“意义”的空间中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意义”空间其实是多重性（或曰多层次）的。在这里可以试加求证：第一层、表面的感性隐喻“意义”，即是一种悲情的叙事和倾诉。这一层不难体会：铩羽的大鸟、折翅坠落的天使，皆伤痕累累，此情何堪？！还有《思想者之痛》，也让人不难体会到此中的孤独和寂寞。第二层、“喻象”背后的象征“意义”。这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自由、理想、信仰的象征，如大鸟、少年（翼人）、“鲁迅”等；另一类是关于形形色色的禁锢、枷锁、专制、悲剧命运的象征，如鸟笼、荒原、黑夜，骷髅等。在这两大类冲突性“喻象”的背后，还深藏着更深一层（即第三层）的“寓意”：纵然要穿越荒原或旷野，纵然会一再铩羽或折翅，纵然还要承受一种孤独和徘徨，纵然有被残酷的现实吞噬的悲情体验，纵然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禁不住还要发出痛苦万分的呻吟，纵然……在这种悲剧情景中，另一个声音却是：非但不言败，还要在同时放声歌唱！这或许就是一个理想主义兼英雄主义歌者的姿态和立场。
 也正是由于这层“意义”是处在一个“隐喻”和“象征”的“蒙太奇”般的效果中，亦即是“不言而喻”的一种“悬置”状态，因而在实际上成了一种未完成的“意义”，亟须读者的细细体会或借助阐释，才能逐渐地变得清晰和明确。所以，这就可能成为读者阅读中的一个障碍。仅管如此，我们却不可低估葛震在追寻、重建当代艺术中的“意义”的一种努力，一份执着。正如王康先生所说：“每一个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代人都遵循着一种前定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头顶着一颗星辰去践履赋予他一生以价值和意义的使命。”（参见：《俄罗斯启示录》，P143）这段话，就是对六十年代生人——葛震半生艺术实践最恰当的注释。
    试想一下，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在经历了“文革”的重创和经济狂潮的冲刷之后，精神坎陷、价值标准严重失衡，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浮躁、浅薄、媚俗、藐视人文信仰、理想和终极价值统统成了无可救药的时代病症。也正是在这样的当代语境中，葛震的上述实践才格外凸显出它的一份可贵。
    在美学上，葛震既继承并更化了东方写意和虚实相生的“文脉”，也大胆地融进了许多“新感性”的语言方法，并逐步形成了鲜明的语言风格。这在我以往的评论文字中，已有过论述，此处不赘。有必要强调的是，作为江苏油画界的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传人，葛震不仅发扬了林风眠一脉（苏天赐、沈行工等），还有“苏”派油画中的一些优秀成分，同时也已逸出了原有的地域性格局，成为了其中难得的几位佼佼者之一。